贼巢-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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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把威格顿的手铐取下来，让他穿上上衣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发生的事。

“你能回家吃晚饭吗？”她担心地问。

“我说不好。”他沉重地回答。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把手铐给威格顿戴上。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交易员们这会儿大多都放下手里的电话，看威格顿办公室里发生的变故，为看得更清楚，有的人还站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位执法人员再次带着威格顿走过交易大厅。他们在威格顿两侧一边一个，押着他向电梯走去。这时，威格顿开始掉下泪来。（奇*书*网^。^整*理*提*供）由于双手被铐，他无法擦拭，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巡查员办事处（西格尔曾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呆了约一个小时后，被分别带到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审问。在那里，他们与塔伯尔会面了。塔伯尔看上去蓬头垢面，穿着一件白色开领马球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旅游鞋。

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呆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名人，威格顿给他打电话他从来没有给回过。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好像都一时找不出话来。

这三个人的律师倾向要他们与政府对抗。布斯基丑闻公布后不久，由于担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卷入其中，该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名叫斯坦利·阿金的刑事律师。阿金是一位著名刑事律师，该事务所有刑事案件经常请他处理。现在，威格顿被安排由阿金做辩护人，阿金从禀性上喜欢与政府对抗。阿金为塔伯尔推荐了一位律师，叫安德鲁·劳勒。像在米尔肯案中一样，律师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辩护小组（本案中系由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会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负责支付所有的律师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佩多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兰当辩护律师。柯兰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现在是凯、斯科勒、菲尔曼、海斯和汉德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接到传票后，佩多威兹所在的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那些传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没有引起过多的担忧，而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调查认为弗里曼及公司没有过失，因为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接受庭审之前，2月12日（星期四）大约中午时，设在地下的审判室里才来了一半人，多是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逮捕弗里曼等人的消息比向德莱克赛尔和米尔肯提出指控要让人震惊得多。虽然被逮捕的这几个人在个人权力和影响上无法与米尔肯相比，但他们所在的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华尔街上都是很有名的。尽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据悉经营比较困难，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体上可能是华尔街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公司。这不是一个涉及暴发户或贪婪新贵的案件。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逮捕中所采用的方式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像逮捕利文，逮捕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逮捕塔伯尔是在他的公寓楼大厅里，逮捕威格顿和弗里曼是在他们的公司里。这样做是确保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流传开来。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包括引发了一些不实报道，比如有报道称，平时非常温顺的威格顿把一位逮捕他的执法人员一拳击倒在地，戴上手铐才被制服。华尔街上许多人对他们的同行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感到愤怒。还不断有指责称，一直爱在媒体前做秀的吉尤利安尼想往上爬，他是为达个人目的企图借此事耸动视听。尽管逮捕的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这些指责乃信者为实。

到现在，华尔街的人们非常害怕。许多人曾经——委婉一点说在机密信息问题上不很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政府的调查可能往哪儿发展。他们害怕的是，证券法规中的刑事条款——甚至是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技术性太强而不予理睬的方面，如禁止“寄存”的法令——可能真地要实施了。如今，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两个全国著名的公司都被牵涉出来了，许多人断定政府的调查已经失控了。这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幸福。

这次庭审引起了更多的谣传、推测和怀疑。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机密证人一”，暗指可能还有“机密证人二”（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政府拒绝提供更具体的说明，只是说CS…1的“可靠和确实”是经过“充分证实”的。

根据公开出来的指控，CS…1曾把有关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内幕信息透露给弗里曼，弗里曼当时已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得到的内幕信息来“确定合适的出售股票购买权的价格”。指控还称，在布恩·皮肯斯收购尤纳考公司时，弗里曼曾把尤纳考公司防御策略的关键内容通过电话披露给CS…1。CS…1接着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威格顿和塔伯尔，威格顿和塔伯尔利用所获信息实施了一项复杂的交易策略，通过购买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出售选择权获取了大量非法收益。这项有关尤纳考公司的指控使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特别尴尬，因为该公司在它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度报告中还着重提到它为尤纳考公司设计的反收购策略。政府补充道，这种非法活动大约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涉及“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庭审后过了一会儿，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尤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这些逮捕行动只是“漫长重要调查”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莱克赛尔、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以及其他牵涉到这些活动的未具名者的评论中，吉尤利安尼说：“如果他们知情明理，还有几分道德感的话，就应该与政府合作，努力帮助美国政府清理这个混乱局面。”

提审结束后，弗里曼回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与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进行了交谈。鲁宾对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收到传票倒没感到担忧，但政府的逮捕行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完全是瞎说。”弗里曼说。

鲁宾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接班人之一，他在公司里支持弗里曼。鲁宾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与佩多威兹密切合作。当他看政府的逮捕证时，对上面的“广泛共谋”的说法感到不相信。如果弗里曼与西格尔有共谋的话，为什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其他交易中竟然赔了钱？鲁宾很了解弗里曼，他所了解的鲍勃·弗里曼绝对不会做这些事。鲁宾对吉尤利安尼公开污辱弗里曼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怒不可遏。作为一位民主党筹款人，鲁宾不愿让共和党的吉尤利安尼以贬损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而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鲁宾和佩多威兹找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因素。当他们更加仔细地检查政府的指控时，很快做出断定：政府是非常错误的。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尤纳考公司收购案一情时有一个差错：它说有关尤纳考公司的信息是在4月由弗里曼泄露给CS…1的，而不是这起交易的实际时间5月。

杜南在转抄帕斯查尔的笔录时愚蠢地犯了一个错误。对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在后来做出澄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政府对此进行了澄清，说它在时间说明上犯了一些纯粹技术性的错误，这些是因匆忙而造成的无过之错。但是，对于存心相信弗里曼无辜而认为政府错误的人，政府的这些澄清只是过耳清风。按照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强硬态度，即使政府的差错程度再小，政府证据的可信性也要大打折扣。

那天下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支持弗里曼。与此同时，鲁宾要佩多威兹继续进行调查，说他要在弗里曼是否真地做了错事的问题上弄清真相。然而，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能够排除一切怀疑地“证明”指控的真实性，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了错事。因此，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为可疑交易寻找看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审查弗里曼与西格尔是否真地有内幕交易关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也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强烈的反政府心态的必然结果，弗里曼被捕后，这种心态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很有影响。

那天晚些时候，威格顿与律师交流完毕后，本能地返回自己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都站了起来，热烈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会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他和以往一样，与其他两个同在新泽西住的搭帮用车的同伴一起乘车回家。在路上，他们边走边聊，谈论起当天的市场活动和他们的周末计划。出于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们没有谈论他被捕的事。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这个话题，他认为提这种事会显得失礼。

在威格顿等人被逮捕和提审当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都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发言人说：“本公司向来反对根据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的一贯政策。就我们所知，这项政策得到了严格遵守。”　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声明说得更直截：“根据我们自己的内部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本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星期四一早，杜南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今天不要去上班。”杜南命令道，“直接去杰德（即拉考夫）的办公室。”在去见拉考夫的路上，西格尔意识到杜南是准备让他进行法庭答辩。根据他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协议，何时答辩他要听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许自己选择答辩时间。

上午10点半左右，西格尔到了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拉考夫告诉他，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的行动停止了，他被安排于次日进行答辩。（“他们可能会要你在星期五——即13日——答辩。”几个星期前拉考夫曾这样预测道。现在看来他言中了。）西格尔给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西格尔的重要消息传送人，她十分兴奋。“他们逮捕了威格顿、塔伯尔和弗里曼。”她说，“他们是把他们铐走的。”她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这条消息放在面前，读着上面的内容。当然，这三个人凯茜都认识：威格顿和塔伯尔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凯茜继续向西格尔讲述情况。“这里每个人都很激动。”她是指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但凯茜很快做了解释。几个月来，媒体上关于德莱克赛尔涉嫌布斯基丑闻的报道长篇累牍，使德莱克赛尔受到很大压力，而今，最终被牵连的并不是德莱克赛尔，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者中还有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它是最受德莱克赛尔尊重的一家公司，也是德莱克赛尔试图超越的公司。德莱克赛尔一直想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取而代之，以成为华尔街上的龙头老大。

让西格尔惊奇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受牵连。与凯茜交谈完，他挂掉电话。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如此忠诚，而他要让她震惊了。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带西格尔梳理一遍第二天法庭答辩时要谈到的事情。西格尔认罪资料的副本和政府新闻稿副本那天夜里很晚才到。很明显，事情进展很快，政府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的关于西格尔的材料时，西格尔与政府在他从布斯基那里实际得到的现金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称这个数字只是70万美元，但布斯基对政府说是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这种不一致很恼火。他们不想公开猜测西格尔和布斯基中有一人说谎，所以他们强迫西格尔接受布斯基的说法，这个钱数他们要写在新闻稿里。西格尔坚定地拒绝了。他认为，钱数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送钱人揩油了，但这跟他没关系。他收到的是70万，他不能说其他数，无论受到多大压力。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不想再说谎了。最后，政府放弃了原来的要求。

现在，西格尔开始做他担心是最困难和最痛苦的一件事。在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阶段，政府禁止他把他出事的消息告诉除他妻子之外的任何人。现在，他可以把事情告诉亲属、同事和朋友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但他必须去面对。

他打电话找到了父母，他们现在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给他们购买的娱乐车在那里旅行。他让父母两人都来听电话。几星期前，当西格尔告诉父母他不能参加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时，他们很失望。现在，儿子又告诉他们这个更坏的消息，他们简直承受不住了。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而现在这个可怕的消息更让他们始料未及。母亲禁不住哭了。然而，他们主要是为儿子的健康担心。他们要立即过来看他，但他劝阻了他们。他向他们解释了以后几天要发生的事，极力劝他们放心，说他会一切都好的。

西格尔接着给他弟弟、妹妹和简·戴的父母打电话，他们无不对西格尔出事的消息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继而难过地哭泣。然后，他给关系最近的一些客户和同行打电话。他想找ＫＫＲ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没有找到，只好把电话打给乔治·罗伯茨。罗伯茨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希望他保重。西格尔也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电话。海曼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确信有地方弄错了，但他没有强要西格尔与政府对抗。接下去，西格尔给公共关系专家格舍恩·凯克斯特和另一位主要客户斯托克顿·斯特劳布里吉打电话。他也给彼得·施瓦茨打了电话，施瓦茨是个出租车司机，西格尔经常坐他的车，两人成了朋友。西格尔对施瓦茨说：“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良师益友，对他帮助非常大。他还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事务所正在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西格尔重复着以前向利普顿说过的道歉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他多么希望利普顿能做出一些同情或原谅的表示啊。

“我要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利普顿最后说。利普顿冷冷的脸上哪怕闪出一丝亮光，西格尔都会深受鼓舞。

然后，西格尔再次给凯茜打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考夫办公室来。她来到后，西格尔把她领到一个会议室，关上门。“我犯事了。”西格尔对她说，“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过失。凯茜似乎仍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告诉她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凯茜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为什么？”她抽泣着说，“为什么？”

西格尔难以回答她。他感到这一天来的痛苦和压力要给他撑破了。两人一起哭了起来。

拉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