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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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紧张了。”利文快活地说，“坐牢的是我，而紧张的是你。没关系的。只要你出名，就没关系。”他对上星期四《华尔街日报》对他的一篇报道印象很深，那篇文章登在头版，还配有一幅插图。他让威尔基斯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报摊附近，然后轻快地下了车。

“听说我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利文说。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但他很失望，该杂志封面上确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题为“华尔街上的贪婪”，但封面图片并不是他，而是几只手抢夺一沓子钱。他的照片在杂志里页。

“我想去自首。”等利文翻完杂志，威尔基斯说，“他们都知道什么了？”

“我不知道。”利文说。

“我的名字他们知道了吗？”

利文又回答说他不知道，并补充道：“别找律师。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我们要抗下去。”他继续说：“我密封得像铁桶一般。如果我坦白了，那个俄国佬会把我杀掉。你受不了这些，你会崩溃的。但我不会，我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

然后，利文又说出一个新的计划。他要坦白，并把威尔基斯也供出来，说威尔基斯提供过一些信息，但不泄露威尔基斯用自己的外国账户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实。利文接着说：“我们将去坐牢。牢房是一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我们同住一室，一起打网球，一起晒太阳。然后我们去开曼群岛，用你的钱生活。”

“丹尼斯，这样能有什么好结果？”威尔基斯绝望地问。

第二天，威尔基斯与他表亲介绍的律师见了面，向这位律师讲述了自己犯的罪。“我不想抗下去了。”威尔基斯说。这个律师立即让他找一位名叫加里·纳夫塔利斯的刑事律师。纳夫塔利斯以前当过助理美国检察官，现在是纽约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威尔基斯把自己参与内幕交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纳夫塔利斯，包括在国外开账户和发展兰德尔·西科拉当线人。他边说边不时地抽泣。纳夫塔利斯严厉地告诉他决不要再与利文或西科拉联系。

但是，威尔基斯与利文建立关系这么多年了，要一下子断掉与利文的联系不是很容易。不久利文就又给威尔基斯打电话，威尔基斯虽然努力坚持不接，但最后还是接了。

“丹尼斯，我们这样说话不好。”威尔基斯说。但是，利文非要给他讲逃往开曼群岛的更详细的计划。威尔基斯打断了他。

“现在报纸对企图掩盖事实的行为盯得正紧。如果被发现，比内幕交易还要糟糕。我不想参与。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利文显得很震惊，好像被威尔基斯的话伤着了。“哦，鲍勃，”他说，“你意思是我们一刀两断了，是吗？”

然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威尔基斯又给利文打电话，而且下个星期五又打了一次，说只是想看一下利文的情况怎么样。

“我正在挺着。”利文说。但是，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来，他的精神大不如前。他好像接近绝望了，说如果他去坐牢请威尔基斯照顾他的妻子。

星期五那天，利文的情绪特别不好。他一遍遍地对威尔基斯说：“我很爱你如兄弟。”“我要倾家荡产了。”他继续道，“做这些交易最后一个子没得。我做了所有这些大交易，妈的！但是我完了。我看不到儿子的受戒仪式了。”威尔基斯与利文认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他好像要掉泪。

威尔基斯没有把与利文的这些联系告诉纳夫塔利斯，也没有透露他与西科拉也联系过。利文被捕后第三天，威尔基斯接到西科拉一个电话。西科拉焦急地问：“我们有麻烦吗？”

“我有。”威尔基斯回答，“我妻子知道我的事后吓病了。但我会保护你。”西科拉说他不久要来纽约，因为那年夏天他要在狄龙－里德公司实习。威尔基斯答应到时候两人碰个面。

　　　　西科拉6月4日到了纽约。那天，威尔基斯参加本部门举行的一个晚宴，但他一口都吃不下去。威尔基斯经常跑步，身体本来就不胖，自打利文出事以来体重又掉了十五磅，人看上去更瘦了，不得不开始看医生。一可以离席，威尔基斯就赶紧走了。他打出租车来到第77街与百老汇大街交界处的一家饭馆，西科拉在那里等他。然后，两人从饭馆出来向东走，走进中央公园，找一个黑暗处坐下来。

“我会有事吗？”西科拉急切地问。

“丹尼斯·利文知道你。”威尔基斯预兆不祥地回答。

“但他们不能证明什么，是吗？”西科拉问，“你会替我遮着，是吗？”

“兰蒂，我的生活完了。”威尔基斯烦躁地说，“我希望你不会卷进来，但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作伪证。”

西科拉停了一下说：“你讲事实时可以分不同的侧重嘛。”

“兰蒂，这没什么好处。利文对你的情况都了解。”

“你瞧！”西科拉说，“如果你不承认他的话，我也不承认，那就是二比一。”

“对不起，我不能撒谎。”威尔基斯坚持道。最后，两人绝望地蹒跚着走出了公园。

第二天是威尔基斯女儿亚历山德拉在布里厄利学校本学年的最后一天。亚历山德拉是个出色的小钢琴家，获选在家长集会上表演节目。威尔基斯来到学校礼堂，正要坐下时，突然意识到他不能与其他家长们坐在一起。于是，他到后面站着。随着节目开始，他不禁黯然泪下。他含着眼泪，朦胧地看到女儿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现在，女儿的美好生活要被他毁掉了。威尔基斯再也不敢往下多想，他逃出了礼堂。

5月12日下午5点左右，伊兰·里克的电话响了，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你听说利文的事了吗？”里克的朋友紧张地问，“他被控进行内幕交易。股市行情收录带上有这个消息。”

里克惊住了。他还期望着当天晚上在西奈山医院捐款晚会上看到利文呢。他挂断电话，然后拨给事务所资料室，要来一份股市行情收录带看。那天晚上乘出租车回家时，他将自己与利文的交易回忆了一遍。他没有感到惊慌，他及时努力中止了与利文的这种关系，这些事情似乎都很遥远了。他感到释然的是，他没有从与利文的交易中拿过一分钱。

但现在，里克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每天晚上十点，最新《纽约时报》一发到报摊，他就跑出去买一份回来。同时，他早上还很早起床，去买最新的《华尔街日报》，看上面有没有调查范围扩大的迹象。这期间，他没有与利文联系。

几天后，里克去洛杉矶与客户开会，心中的紧张和焦虑简直要爆炸了。他仿佛觉得，他与利文的交易已被发现，他在人们面前无地自容。他的所有焦虑和不安排山倒海而来，大有将他压垮之势。他下意识地租了一辆小轿车，漫无目的地绕着洛杉矶开，最后来到一条蜿蜒的海边悬崖路上，高高的悬崖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猛地，里克很快转过一个弯，加大速度，朝悬崖边猛冲过去。

就在最后一刹那，里克眼前突然浮现出妻子和孩子的笑容。他猛踩刹车，把车倒回路上，停住了，然后伏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发誓想办法渡过这一劫。

索科洛听到利文被捕的消息后，急忙去找大卫·布朗。布朗与索科洛是好朋友，两人同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布朗现在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投资业务员，索科洛曾拉他一起参与过利文的内幕交易。索科洛从利文那里拿过12．5万美元的报酬，这是他提供给利文的信息所赚取的数百万非法利益的一小部分。索科洛从这笔钱中分给布朗2．75万美元。索科洛来到布朗家，在惊慌失措中，两人把这些钱中剩下的部分拿出来，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冲走。

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电话亭里听到利文出事的消息，西格尔一下子被击晕了。当他恢复镇静，意识到证交会是指控利文进行内幕交易，而没有指控他时，赶紧离开电话亭，乘穿梭航班飞回纽约。回到纽约后，他给鲍勃·弗里曼回了个电话。

“他显然有一个交易圈子。”弗里曼说利文，“你说里面都有谁？”

他们推测了各种可能情况，然后西格尔大胆提出了一种好像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你不认为他与布斯基有来往，是吗？”

“哦，不，不可能。”弗里曼坚定地说，“伊凡·布斯基决不会与丹尼斯·利文这种人有来往。”

利文被捕的那天下午，就在布斯基对下属们说完他“从未听说过利文”这句话后不久，穆赫伦给布斯基打电话。

“套利人的定义是什么？”穆赫伦问。

布斯基没有吱声。“套利人就是，”穆赫伦主动接着说：“从未看到过、听说过丹尼斯·利文，或从未与丹尼斯·利文有过关系的人。”

说完，穆赫伦哈哈大笑起来。布斯基在这边沉默不语。

　　　　丹尼斯·利文的1000万美元并没有完全置于政府的安全掌控之下。5月12日发布的冻结令是暂时的，证交会还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在联邦法院听讯中拿出利文犯罪的实际证据，从而获得预备禁令，以使冻结令继续有效。冻结利文的资产是证交会有效制约利文的主要手段，借此可以控制利文的生活标准，使他至多过一种普通生活，甚至使他支付律师费都变得困难，以防止他有条件打持久的诉讼战。利文聘请的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攻击这项冻结令，后来为利文争取到支配花旗银行账户上一笔30万美元资金的权利，以作个人消费和支付律师费。该事务所合伙人、利曼的搭档马丁·弗鲁曼鲍姆以顽强、好斗著称，他对法庭说：“政府没有初步证据，政府两手空空，政府难以于星期四在本庭上拿出证据。”

弗鲁曼鲍姆咄咄逼人的挑战更加激起证交会律师的斗志。他们在法庭听讯前四处奔走，先后到利文工作过的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等处调查取证，获取证明利文接触内幕信息的证言证词。他们搜集和分析莱屋银行的交易纪录，甚至聘请了一位字迹鉴定专家。这位专家确认，利文发给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求职申请上的字迹与莱屋银行取款条上的完全一致。

证交会的律师们试图以当面和书面形式审问利文，但利文的律师指导他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可能对他不利的问题。法庭向利文发出一项指令，要求他陈述自己的资产状况，包括几年来从莱屋银行取出的190万美元现金，但利文也援引该案拒绝回答。证交会还提审利文的妻子、父亲和哥哥，据称有几次利文去巴哈马时他们曾陪伴前往。奇怪的是，利文这些亲属们也援引《第五修正案》，菲利普·利文（利文的父亲）甚至在被问及他妻子的娘家姓时也把这项法案拿出来当挡箭牌。（菲利普妻子的娘家姓是戴蒙德，即利文在莱屋银行的化名。）证交会人员怀疑利文的亲属们在隐藏什么。

　　　　5月21日，即法庭听讯前一天，林奇接到亚瑟·利曼一个电话。这是他第一次接到利曼的电话。利曼提出将听讯推迟十天举行，同时暗示愿意进行某种沟通谈判。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很吃惊。鉴于自己的全国一流辩护律师之尊，他显然期望林奇会给他面子。

“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利曼尖刻地反驳，“你这样做是缺乏考虑。”

林奇感到自己的怒火在上升。他从没有与利曼见过面，但利曼这种方式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人是一种侮辱。

“我要以合适的方式行事。”林奇冷冷地说。

出乎林奇意料，不久他又接到证交会纽约地区执法主任艾拉·索金的电话，索金与利曼是老相识。“利曼很不痛快。”索金说，“他不了解你。”听口气仿佛是林奇的错。显然，这是利曼企图通过索金向林奇施压。林奇更恼怒了。

“呆一边去！”林奇命令道。他不会给利文宽限时日，他要继续保持压力。

5月22日，星期四，较量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始了。林奇在华盛顿遥控，他的副手约翰·斯特克在庭上辩论。这次听讯非常关键，如果法官解除对利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拿钱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而且还可能逃跑。

这场庭辩是斯特克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辩论。他对这起案子做了认真总结，分九个实例详细说明了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模式。利曼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只拿出了一些关于利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多还是来自利文在莱屋银行策划蒙骗证交会时捏造的文件。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确实是非常之多。”利曼坚持道。利文仍然保持沉默。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对利曼的辩论做出了反应。“显然，”他说，“坐在做决定者的肩膀上与只能看13－Ｄ报告或《华尔街日报》是完全不同的。”他判决继续冻结利文的资产。证交会赢得了第一场交锋的胜利。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想在星期六与卡伯里见个面。这个时间到卡伯里的办公室来不会很显眼。卡伯里不觉得意外，他估计利曼要来与他谈判，为利文达成一项认罪求情协议。卡伯里认为，利文仅凭偷漏税和作伪证这两项指控就“死定”了，更不用说内幕交易。

星期六，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楼接待室会见他们。利曼说，如果能达成一项协议，利文准备招供。他接着说，利文拥有可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提供四个其他直接参与内幕交易活动的投资业务员的身份，另外还可供出“一条大鱼”。

卡伯里对此也不感到意外。从利文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他一定在其他公司有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利文内幕交易的分析文章指出，利文的这些交易大多数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同案者的名字。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劳伦斯·佩多威兹前几天给卡伯里打过一个电话。佩多威兹以前曾担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刑事处主任，现为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尔基斯的人，”佩多威兹在电话里说，“与丹尼斯·利文关系很近，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泄密事件，他的嫌疑很大。”

利曼表示，利文准备供出的这四个同案者都直接参与了信息提供和利益分享，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文不知道。他还表示，虽然那条“大鱼”对政府来说价值非凡，但他不能承诺利文的口供会使他定罪。

卡伯里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对那条“大鱼”没有表现出兴趣盎然。他不爱讨价还价，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提出指控利文四项重罪——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和两项偷税漏税罪，并期望利文全面合作。卡伯里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凭这四项罪名，案犯最高刑期可达二十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也没有人被判这么长时间，无论其中涉及的罪名有多少。合作对利文有好处，因为合作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卡伯里和利曼就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接着，他们一起来到吉尤利安尼的办公室，这时利曼含糊地提出了关于利文与政府合作的价值预估，表示利文可以提供同案者和“一个颇为富有的套利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