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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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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法案——《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法律的实施。同时，鉴于执行证券法规的重要性，国会还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条例。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资本融通和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律为现代投资银行业搭建了活动的舞台。根据戈登的指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该公司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办事处，按照戈登的话说，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史上，它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受到牢牢控制的合伙制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没有什么变化，戈登成为最大的股东。他在向公司管理人员赠送股权方面非常小气。
在戈登的稳健领导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繁荣，甚至说得上是辉煌。为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管理人员把个人收入再投入公司。这使得公司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突然下跌时躲过一劫，那次事件对华尔街打击很大。公司副总裁拉尔夫·德农齐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处理像古博迪和杜邦这样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务。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那一年，德农齐奥成了证交所的主席。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代掌门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显得很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拥有三个鞋店。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进货，顾客对象为中下层人士。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很多连锁店受益于广告宣传和低价的外国商品而蓬勃发展，致使他家的鞋店生意惨淡，举步维艰。这对西格尔来说是很痛苦的，他还没有见过有谁像他父亲那样如此辛勤劳作却所获甚微。他从小在波士顿郊区纳迪克长大，那时候，他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父亲天天都在忙碌，没有休息日，而且常常晚上也不回来。不像班上同学们的父亲，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玩过球。
西格尔提前一年上学，在学校不喜欢运动，因而身体发育不如班上其他同学们快。进入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那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高中还没有毕业，西格尔就进入兰斯雷理工学院学习实习课程，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甚至业余时间在外面打工时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工专业的硕士课程。这时，他认识到，如果当一个在实验室里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永远也富不起来。因此，他申请到哈佛商学院就读，并获接收，1969年9月入校学习。
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骚乱对西格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枪杀学生事件发生后，西格尔在哈佛卷入了反战运动。他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抽了几回大麻卷烟。在此期间，他对学生们要取消那年的年终考试感到生气。他设法参加了年终考试，是在家里答的试卷，之后通过邮寄交上去。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中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为高档专卖精品店，顾客定位为富有的时尚女性，这样可以避开其他市场上不断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但他负责店里采购的叔叔得了心脏病。虽然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髦商品的眼力或本能，但他的论文得了“优＋”，在哈佛称为“A＋”。
1970年7月4日，西格尔与珍妮丝·瓦尔结婚。珍妮丝来自罗彻斯特，是音乐系的学生，他们两人是两年前相识的。西格尔选择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后，他和珍妮丝搬到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以每月212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普通公寓。
西格尔天性喜欢华尔街和投资银行。就如他所预言的，他的精力和干劲会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带来新的生气。德农齐奥现在是这个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新雇员。德农齐奥的背景也很普通，而且看起来也是更喜欢做实实在在的营销和交易，不喜欢与上层投资业务员们做花里胡哨的东西。
西格尔开始做一些兼并收购业务，因为公司里的其他人都不愿做这件工作。介入恶意兼并业务会使人们产生不良印象，特别是对代表收购者一方。而且，有时还会使客户疏远自己。因此，恶意兼并业务成为一只烫手山芋，许多ＷＡＳＰ派的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宁愿把这种业务让给其他公司做，接手的很多是犹太人公司。
西格尔愿意从事这种业务。他的第一个收购生意上门的时候，正值《威廉姆斯法案》刚刚通过，该法案制定了保护股东免受恶意兼并侵害的程序。此次收购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老客户——海湾和西部（Gulf＋Western）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布鲁道恩意欲兼并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但收购没有成功。布鲁道恩与德农齐奥关系很近，他对西格尔的工作赞不绝口。德农齐奥又分派西格尔接待另一位重要客户——佩恩·森特拉尔（Penn？？Central）公司的维克托·帕尔米里。1974年，鉴于大家在兼并收购领域普遍缺乏知识，西格尔编写了一本这方面的教材在公司内部使用，赢得大家的好评。来公司仅仅两年，他就被提升为助理副总裁。
在西格尔事业腾飞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却麻烦不断。他父亲的生意继续恶化，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往波士顿帮助父亲料理。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珍妮丝在纽约演唱贝尔坎托歌剧，想在音乐事业上有所发展，而西格尔对歌剧不感兴趣，很少给她支持。1975年2月，两人分手了。
此后不久，他父亲鞋店生意的主要贷款银行抽走了资金，父亲的公司申请破产。在父亲47岁时，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精神抖擞的零售商成了一个潦倒的人。后来，他试着做房地产生意，没有结果，也试着从事修缮房屋，最后找到了一个在西尔斯卖屋顶材料的工作。他惊慌地注视着父亲，因为父亲好像对自己的生活要放弃了。他注意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开始通过儿女们来品味成功，而以前他是从来无暇这样做的。
西格尔老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身上。但是，他发誓决不混成一个潦倒者。
父亲的鞋店倒闭后，西格尔全身心地扑到自己的工作上，常常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受公司掌门人阿尔伯特·戈登的影响，他也喜欢上了体育锻炼。当时公司里有个同事是曾参加过全美比赛的摔跤运动员，叫斯科特·克里斯蒂，他安排西格尔在纽约运动俱乐部进行系统的健身运动。有一次，克里斯蒂、西格尔和约翰·戈登（阿尔伯特·戈登的儿子）站在公司办公楼走廊里闲聊，西格尔夸称能一分钟做五十个俯卧撑。克里斯蒂捏了捏西格尔的二头肌，怀疑地看着他说：“来呀，马蒂（马丁的昵称），做给我们看看。”于是，西格尔衬衫没脱、领带也没解，两手相撑趴在地上，一分钟内一口气做了五十个俯卧撑。
英俊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希望之星。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Alfa…Roneo）敞篷车，并在离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费尔岛购置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爱好交际，在社交场合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其貌不扬、不擅社交的德农齐奥敏锐地认识到西格尔身上所具有的招徕和培养客户的才能，而这正是他自己所缺乏的。1974年，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升为副经理，而且不久，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德公司以现金投标收购一家阀门生产公司，德农齐奥委派西格尔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著名金融家菲利克斯·罗哈汀共事，罗哈汀当时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西格尔一开始有所保留，他对罗哈汀很敬畏。后来，在开会过程中，罗哈汀起身说对不起，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啊，他也是人！”西格尔心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像罗哈汀一样的风云人物。
1976年4月，收购事务律师约瑟夫·弗洛姆（斯卡登、阿普斯、斯雷特、米杰尔和弗洛姆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讨论会，并做一个关于“如何识别收购目标”的报告。西格尔对此感到很荣幸，虽然他知道成为一个专家并不难，任何在《威廉姆斯法案》实施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处理过一起）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邀请。
当西格尔与其他参加者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更觉得荣幸。他们都是业内重量级人物：萨罗门兄弟公司的主要投资业务员艾拉·哈里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银行的约翰·沙德，司法官员亚瑟·朗，证交会的律师西奥多·利文，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的著名收购事务律师亚瑟·弗莱斯切尔，沃克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兹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边，他是弗洛姆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总体来看，讨论会的内容涵盖了恶意兼并这个逐渐显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改变了美国公司的面目，改变程度之大是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国工业经历了不同的巩固时期，最近的一个时期就是60年代。在这个时期，经营多样化的风尚使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其方式一般都是在牛市期间进行股票收购。这些并购多数是友好的。早期时，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就是通过合并产生的（其中有些合并多少是受大金融家的强迫进行的）。这些种类的合并实在不能与发轫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于80年代的恶意兼并潮相提并论，不过它们也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为在股票市场上获利提供了许多良机。
西格尔注意到，利普顿在别人发言时快速地做笔记。后来，当轮到哈里斯做报告时，利普顿把自己的笔记推到他面前，哈里斯的发言实际上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想：兼并收购“俱乐部”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西格尔做完报告后，利普顿在别人离开后专门找到他，称赞他的报告做得好。之后，两人不停地谈论兼并收购的方法、技巧，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不大般配：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十足，利普顿则身体肥硕，头发稀疏，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知识丰富，精通业务，因而想虚心向他求教。
利普顿和弗洛姆创立了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律师聘用制度，由客户向律师支付聘用定金。如果哪个公司想在遭到其他公司恶意兼并时聘用他们，就必须每年向他们支付数量可观的定金。当他们的客户之间出现收购和被收购时，收购方鉴于有律师在保护被收购方，预先同意放弃利害冲突。
正当有些律师畏缩不前时，不少大公司都与利普顿和弗洛姆签了约。这些律师严格按小时计费，甚至连应急费也不收。由于利普顿和弗洛姆不必再去拉业务，他们的聘用定金就像是一笔保险费。律师公会不喜欢预先放弃冲突的做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们自己倒显得无所谓，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影响之大。
西格尔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该参考类似的做法。在1976年那次讨论会之前，他就认识到兼并浪潮会继续下去，甚至要变本加厉。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斯坦利、萨罗门和第一波士顿，已经在收购业务上建立起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收购业务上开辟出一席之地。
他开始寻访潜在的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对收购产品”。他宣传说，当遭到恶意兼并时，按照《威廉姆斯法案》，被收购方需要在短短七天内认真考虑应对收购的策略，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为确保一旦遭到恶意兼并时准备充分，客户可以雇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同时，为确保得到该公司的服务，客户要预付一笔定金，就像付给利普顿和弗洛姆的那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兼并收购领域的大腕们，并利用自己的威望为西格尔提供方便。
西格尔真正变得出名是在1977年5月，当时的《商业周刊》上有篇文章称赞他为举足轻重的应对收购专家。文章在介绍了他在几笔大宗生意上取得的成功之后，顺便提到他很英俊，被认为是“葛丽泰·嘉宝的情人”，并附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接二连三地收到女性们的来信来电，都是要求与他约会的。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是很普通的一篇文章，却竟有这么大影响，西格尔对此很吃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高速运转，把文章的复印件向未来的客户们广为散发。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要亲自寻访二百到三百名客户。他寻访的目标是中等规模的公司（典型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为1亿到3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得不到大型投资银行提供的足够服务，而且最容易成为大公司的恶意兼并目标。西格尔的产品推销出去了。他最后开发出了二百五十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交纳六位数的定金。
西格尔的主要竞争来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这家公司规模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实力也比基德尔强，它也把应对收购业务作为它的专长来开发，虽然原因有所不同。那时，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不做恶意兼并方的代理。该公司在华尔街上拥有令人称羡的众多大客户，它不想冒着使这些客户疏远的危险去为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劫掠者的人做代理，为这些既定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就是可以为它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争夺客户。1977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主管彼得·塞克斯飞往西海岸去会见艾瓦克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萨托。艾瓦克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的恶意兼并瞄上。据董事长萨托称，塞克斯一直在向他夸耀“戈德曼的神勇”。当西格尔去见萨托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倾听萨托讲公司的想法和目的。萨托是日本后裔，虽然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这次却在萨托家里吃寿司。在把应对收购业务交给西格尔时，萨托对他说：“我不相信你真是在听我说，但戈德曼告诉我的全是他如何如何了不起。”
西格尔发现，他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先去收购目标公司那里兜售自己，在兜售过程中它一般会强调说，如果收购目标公司被卖掉，它会帮助以最好的价格出手。然后，西格尔找到该收购目标公司，极力要求：“尽管找我，我会尽力帮你们击退对方的恶意兼并，让你们保持独立。我想要你们成为我的一位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收购目标公司处于弱势地位，它们最终还是被卖掉，西格尔的推销高调常常难以竞争过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规模、实力和声誉。但是，西格尔的话经常会打动收购目标公司，他们认为西格尔是从心底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不像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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