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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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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合作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弗洛姆说：“他们想依靠他们传统的投资业务员。”
西格尔就这样向布斯基诉说着他的忧虑。布斯基说：“来我这儿干怎么样？你考虑考虑。”
虽然西格尔向布斯基一个劲儿地诉苦，但他仍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无可争议的年轻明星，也成为公司吸引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一个招牌。每年，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实习的商学院暑期实习生都要到西格尔在康涅狄格的新宅第畅玩一天，又是游泳，又是玩滑浪风帆，又是打球，最后美餐一顿。
那年春天，西格尔的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34岁的西格尔拥有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乡村俱乐部。借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无鼓动地向商学院毕业生发出这样的信息：“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吧，明天你也会拥有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隶属于公司金融部，但他实际上已把其他人都甩在后头，现在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德农齐奥似乎挺喜欢这样，不过其他人对此感到不平衡。1981年底，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来核算他的奖金。西格尔的薪水是8万美元，他的收入中主要部分是奖金。“你要什么？”德农齐奥问，“你认为你该得到什么？”
西格尔实际想的是，他应该得到一部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股份，但他没有向德农齐奥提出来。德农齐奥拥有公司7％的股份，是除艾尔·戈登之外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齐奥决定公司的股权分配，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支配是他权力的来源。虽然西格尔很能干，但德农齐奥在向他奖励股权方面一直很吝啬，宁愿把股份分配给能力逊色但对公司忠诚度高的员工或资历老的员工。因此，为了找出一种他认为公平的补偿方法，西格尔查看了公司的成果和他个人的贡献。然后，他算出德农齐奥股份的收益，提出要求相同数量的奖金。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齐奥如数给了他，什么也没有问。这使他成为公司里身价最高的员工。西格尔还是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尽管如此，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与日俱增。除了担心兼并收购业务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衰弱，他的消费支出看来越来越高。康涅狄格的土地和房产花了他将近75万美元，现在简·戴又得全职带孩子，同时他们还需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公寓房。按照德农齐奥的要求，公寓的档次要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地位和形象相匹配，因此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萨顿广场找。他和简·戴在这些地方看了几处三室和四室的房子，显然，要买一套合适的公寓房又得花100万美元。突然，西格尔觉得手里的钱那么不经花，一年50万还难以做到收支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其实已堪称丰厚。
同时，他还被工作的压力所困。一场紧张而变化莫测的恶意兼并战会使他精神时刻绷得紧紧的，一周要工作上百个小时，然后才会结束。他会突然感到心力交瘁，昏昏欲睡，晚上九十点钟一到就想上床睡觉。他甚至患上了轻微过敏症，开始吃一种叫耐奎尔（Nyquil）的药，而且剂量不断增加。有时在晚上，他要一口吞下七到十盎司的药物。每起业务结束时，他会更加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下一个紧张工作可能又要开始。
这就是布斯基打电话邀西格尔到哈佛俱乐部约会时，西格尔的处境和感受。
纽约市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由麦基姆·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的。该俱乐部是独立于哈佛大学的一个自发性组织，虽然其成员必须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教职员工，或者是哈佛的荣誉员工。布斯基是通过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方式获得入会资格的：他向哈佛大学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了一大笔钱，被任命为学校监事会成员，从而成为哈佛大学的荣誉员工。因此，实际上，他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是买来的。
布斯基对自己拥有与哈佛的联属关系感到无比自豪。哈佛俱乐部墙上镶着暗色的嵌板，悬着严肃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地毯，窗子上挂着深红色的布帘，整个环境透射出一种体面和尊贵的氛围，而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求的。然而，这些东西却没有给西格尔留下什么印象，他推开双层门，走进最受欢迎的烤肉房。
布斯基坐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西格尔差点没看到他。坐下后，西格尔要了一杯啤酒，他的酒量不是很大。布斯基一开始漫无目的地闲聊，谈起他喜欢的壁球运动，鼓励西格尔学打壁球，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在哈佛俱乐部玩。接着，布斯基把话题逐渐过渡到西格尔的压力。他引着西格尔像以前那样谈起自己的各种忧虑和烦恼——关于兼并收购业务的问题，关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存在的弊端，关于他不断膨胀的消费支出。这时，布斯基又提出让西格尔到他那儿去干，但西格尔谢绝了。“我可以替你做些投资，或许做些什么帮帮你父亲。”布斯基继续道。
“一直以来我基本上成了你的顾问。”西格尔回复，“我提供的那些建议客户要付很多服务费的。”他觉得，他可以在继续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的同时，充当布斯基的某种形式的顾问，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很简单。事实上，他以前给布斯基提供过各种各样的关于兼并收购交易策略的洞察性意见或建议，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布斯基承认，西格尔提供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有价值，并表示愿意向西格尔支付酬金。
接着，布斯基把谈话引向关键性的一步，他说：“如果你提前给出某项交易的有关信息，使我有大量时间主动应对，我也付钱。”
在某种程度上，西格尔可以认为这个建议并非不妥。他拥有判断哪种和哪些公司易受攻击的经验和技能，能够据此识别可能的被收购目标。从另一方面说，毫无疑问他们在越线。很明显，布斯基在要求西格尔提供内幕信息。他们甚至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布斯基按照西格尔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如果与实际发盘太接近可能会引起怀疑，因此，西格尔预先向布斯基提示信息要恰到好处。
“我们年底商议报酬，商议报酬。”西格尔说。布斯基点点头。
此事话就说到了这里，没有再具体谈钱的问题，也没有谈布斯基以什么方式向西格尔支付。交谈转向了其他话题。最后，他们喝完了杯里的酒，起身离开。这是一个温暖的夏夜，他们在第44街上握了握手，然后消失在夜幕里。
西格尔越回想他和布斯基的这项协议，越觉得它有意义。他给布斯基的建议确实很值钱，而且布斯基的信息和帮助对他也很重要。他经常需要布斯基套购股票，针对某种股票制造购买压力，引起价格变动，甚至围攻某个公司，使之“软化”，以便西格尔的某个客户对它发起袭购。如果他要想与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这样的巨擘竞争，就需要具有某种优势。
而且这样做看来不会有风险。西格尔不直接交易，所有的交易记录都不会追查到他。布斯基也不会被抓住，他是本埠最大、最成功的套利人。他什么交易都做，无论西格尔给他提供什么信息，都可以掺混在各种交易里而将其冲淡。政府有关部门永远难以证实专业套利人在利用内幕信息做交易，当然也难以证实布斯基这样做。布斯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会冒任何风险。
西格尔没有马上按布斯基的邀请行事。1982年8月26日，即与布斯基哈佛俱乐部之约几天后，本迪克斯公司在老谋深算的威廉·阿基率领下，出价15亿美元对大型军火承包商马丁·马利塔公司发起恶意兼并。西格尔受马丁·马利塔公司之聘组织应对。
这起收购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阿基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与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爱和婚姻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从此他的名字便家喻户晓），而更重要的是，这起较量一开始就很快变成了一场最变化莫测、最艰苦卓绝的收购与反收购之战，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格尔在拯救马丁·马利塔公司过程中采取了积极大胆的策略。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收购界叹为天才。他在兼并收购俱乐部里的地位止跌回升，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下子窜升到利普顿和弗洛姆的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榜首。
在这次反收购战中，西格尔采取了一种创新性的应对方法，名叫“派克曼”法，这个名字是根据一度非常流行的电视游戏得来的。这是一套最为果敢的应对策略。在“派克曼”应对法中，收购目标公司奋起反击，易守为攻，反身力图把收购者吃掉。虽然“派克曼”法实际上并非西格尔所发明，但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其他有关人士也鲜有所闻，而且，这种方法此前从未在如此大规模的收购案中试用过。
西格尔警告阿基，除非本迪克斯公司偃旗息鼓退出收购，否则马丁·马利塔公司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把本迪克斯公司收归帐下。西格尔知道，为了使这种计策有效发挥作用，他必须要向阿基和业界表明，他发出的威胁并不是虚张声势。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他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所谈的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现在需要布斯基助他一臂之力。一般来讲，在收购案中，被收购方的股票价格急升，而对收购方来说，由于预计其资金消耗大增，股票价格会下降。所以，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若出现上升现象，将会传递出一个有力的信息：有非常情况发生。西格尔需要有人对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展开购买行动，推高其股价和交易量。要使阿基尽快感到西格尔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有套利人——特别是布斯基——在恶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西格尔可以为布斯基做些什么。
西格尔拨通了布斯基的电话。他清了清嗓子，以神秘的语气说：“告诉你，我们准备采取“派克曼”应对法。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忧虑了片刻，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电话里说这种事，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怎么办？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场战斗的激动里。他看了看股市行情自动收录纸带，看到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立即现出大量套购的迹象，价格正如他预期的那样不断上升。不久，华尔街和媒体都议论纷纷，认为马丁·马利塔公司真地要以牙还牙地进行反击。
几乎每个人都被相信了，除了阿基。他拒不退却，并逼迫马丁·马利塔公司以自己的15亿美元的发盘对发出的威胁做出补偿，同时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升得更高。这场较量使双方都元气大伤。伤痕累累的本迪克斯公司最终成为其他公司的收购目标，联盟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竞相对它发起收购，最后联盟公司获胜。在这场收购与反收购之战中，如果说有胜利者，那就是马丁·马利塔公司，它虽然在财政上受到严重削弱，但最终冲破重重困难，粉碎了收购者的美梦，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为此，西格尔受到该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誉。
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12万美元，按照他的交易规模，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笔钱。但是，他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是根据西格尔的吩咐做的，所以，这笔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笔没有风险的收益。
那年年底，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索要15万美元的“红利”，布斯基表示同意。西格尔算了一下，他每年的日常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为8．5万美元。本迪克斯公司一案后，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但是，他认为，这一年他给布斯基的贡献值15万美元，其中包括他给布斯基提供的所有合法建议的价值。西格尔觉得，跟布斯基商议他的“红利”就如同跟德农齐奥商量他的奖金。
“这钱你想以什么方式要？”布斯基问。
“现金。”西格尔回答。
“这有点不好办。”布斯基说，“别的方式不行吗？能不能我替你做投资，比如投资在房地产上？”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有任何麻烦，不想要日后能追查到的东西。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些时间把它理一理，过些天给你。”
过了几个星期，圣诞假期结束了，时间进入了1983年1月。一天下午，西格尔乘出租车赶往广场饭店。他下了出租车，从饭店东侧的一个旋转门进去，来到华美的丽人大厅。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西格尔在这里等一个给他送钱的人。他们没敢把约见地点安排在邻近的棕榈厅，过一会儿一个四重奏弦乐队要在那里给品茶的女士们演奏沙龙音乐。西格尔四处把望一下，发现了那个布斯基派来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里的人物。他黝黑的皮肤，身材结实、有力。布斯基说他在伊朗时知道间谍是什么样的，他还说过他就是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信任他吗？
大厅里人不多，那个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
“红灯。”那人走到西格尔旁边时低声说。
“绿灯。”西格尔说。他是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说的。于是，那个人把拎着的手提箱递给西格尔。
西格尔径直回到他在东72街的公寓。他关上门，放下手提箱，急忙把它打开。在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捆捆的百元钞票，用恺撒宫的卡西诺带子扎着。
西格尔直盯盯地看着这些钞票。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这些钱现在是他的了，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心花怒放才是，但他没有，反倒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坐在那里，两手托腮，等着这阵不适过去。
掠食者的集会
“给我叫米尔肯。”米尔肯的秘书苏·科克兰在电话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命令她。她回答说米尔肯正在忙。“少对我撒谎，”对方厉声道，“不要给我胡说！快叫他接电话。”
又是布斯基，又嚷又骂。科克兰和同事珍妮特·常都讨厌接他的电话。每次他的电话因米尔肯忙而不能马上接通，他就指责她们撒谎。米尔肯通常都很忙，如果赶上这时候，布斯基就每隔两三分钟一打，简直像发疯一样。当秘书们被骂得受不住时奇Qīsuu。сom书，沃伦·特莱普或其他人可能过来帮助，想先替米尔肯接一下，但布斯基只跟米尔肯说话。
到1983年年底时，布斯基和米尔肯一天要通两三次电话。他们的时间安排配合得很好，当布斯基上午七点到纽约的办公室时，米尔肯在凌晨四点（美国西部时间）到达贝弗利山的办公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通个电话。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对手们还在床上酣睡时，他们已在忙着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他们似乎从中获得一种满意感。他们两人互相吹嘘自己睡眠少，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米尔肯助长了布斯基的远大梦想——一个可能借助米尔肯的力量来实现的梦想。
布斯基与许多人的密切关系都是从电话里开始的，与米尔肯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两人是通过斯蒂芬·Ｊ·康威认识的，康威以前是纽约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一位投资业务员。1981年，一家猎头公司给当时还在德莱克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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