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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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

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

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

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

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

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

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