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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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底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住就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的版板，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颖，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底梦》里的一段话：“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

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写《雾》，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电》写完。写了《电》，我的《爱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关于这三本小书似乎有不少的读者说过话，我也看见过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批评，我自己却始终沉默着。到现在我已经把别人所说过的话完全忘在脑后了。但那些被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不能够再沉默。所以我借着这《雾》的改订本第一次问世的机会，把我的灵魂的一隅给读者打开来。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我从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单单喜欢这三本小书呢？这大概是由于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并且我是撇开了艺术和意识来读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误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断地说，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我自己，他们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过了考证。也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而事实上我的写作的苦心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地被人误解了这几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来叫出一声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过，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

固然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在我的小说里面，但这也只是为了使那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在这种处所，我也曾留心到全书中的统一性，我也极力保留着性格描写的一致。譬如在《雾》和《雨》里面陈真刊行了一本解释他的社会思想的书，是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是一本对都会的人说法的书，在这里面乡村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谈到。

事实上我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

我知道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会根据这事实来断定陈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们读了陈真被汽车辗死的一段描写以后，他们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也许他们会以为现在活着写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罢。

或者我做着陈真做过的事，或者陈真做了我做过的事，这都是不关重要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倘使我把自己当作小说的主人公来描写，那么我的主人公就会只是我的一个影子，杜大心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写过《生之忏悔》，李冷是一个影子（我曾经用过李冷这名字发表过一些文章），高觉慧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演过《宝岛》里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过书〉，陈真是一个影子，还有许许多多。

……结果，我的小说就完全成了虚伪的东西，也决不会感动那成千的青年的灵魂了。这是使我最愤慨的一点，所以我决不能够承认它。

还有些人说我常常把朋友拿来做模特儿写小说，这种说法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我为了这个也受过一些朋友的责难。最近有一个朋友还说，我写《雷》，不该把那个主人公写得那么夸张，因此助长了那个被描写的朋友的骄傲。我为了这个曾经申辩了半个钟头，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雷》里面的德并不就是那个朋友，我写这小说时不过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别的朋友以为《雷》是写那个人，那么这责任就不应该由我来负。我自己当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关于这种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认。我在别的一些小说里面果然写过一两个朋友，但我的意思是这样：与其说我拿朋友做模特儿来写小说，不如说我为某一两个朋友写过小说。

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譬如说《白鸟之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个上了年纪的友人做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简单。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所以我写了这小说来劝他。我给他指出了一条路，而他却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说里所写的完全相反的一条路了。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仅写了小说，而且我还有过一点行动。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甚至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被他看见了。那朋友在我的过去的生涯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答应过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人生哲学》来做我们的生活的指针。我等待着。我已经等候了七年。现在他是陪了太太到一个辽远的省份做官去了。“白鸟之歇”恐怕永远不会响了罢。但我的小说也不是白白写了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也有它的社会的意义。关于《父与子》，关于《堕落的路》……我的解释也是一样。我写《堕落的路》时，很希望那个被称为堕落的朋友去走一条新的路，然而他却是一天天地更往下沉落了。我的劝告似乎一点也不能够帮忙他。

现在再把话说回到这《爱情的三部曲》上面来。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在我的全部文艺作品中，我时时翻来阅读的也就只有它们。有些小说连里面的故事我也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但在这三本小书中甚至一两处细小的情节，我也还记得很清楚。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所以这次改作时，就把它们删除了，另外加了一些新的篇页进去。

《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例如：佩珠看见敏许久不说话，又知道他们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唤住敏说：“敏，你不该瞒我们，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仿佛看见了它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举动并没有一件逃过了她的眼睛。

敏不说话，却只顾埋着头走，好像并没有听见她的话。仁民接着也唤他一声，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们走到了两条巷子的交叉处，敏应该往西去了。在这里也是很静寂的，除了他们三个，便没有别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往四周一看，低声说：“敏，你就这样和我们分别吗？”她伸出手给他。

敏热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说：“你们原谅我。……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他的眼泪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为什么要原谅？就说祝福罢。……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亲切地说着，她慢慢儿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读到这里我的眼泪落在书上了，但我还继续读下去：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里淡淡地说：“不要紧，我们明天还可以见面。”他决然地掷了仁民的手往西边巷子里去了。

佩珠还立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的逐渐消失在阴暗里的黑影。她心里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事实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见她这样站着，便走近她的身边，把一只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腰，亲密地低声在她的耳边唤道：“佩珠，我们走罢。”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紧紧偎在他的怀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息地说：“敏快要离开我们了。”

仁民一手搂着佩珠，一手拿着电筒照亮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下着脚步走。他把头俯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过了半晌，忽然自语似地说：“许多青年到我们里面来，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说过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的声音颤动着，那里面充满了悲痛。

我不能够再往下面读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颤抖得很厉害。一种异样的感觉占有了我：是悲痛，是快乐，是感激，还是兴奋，总之，我说不出。

在《电》里面这样的处所是很多的，这些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还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现实生活而且深入到那里面去过的人方可以明了它们的意义。

我说这三本小书是为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夸张的话。我会把它们永久地放在案头，我会永久地读它们。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像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这话也应该加以解释的。我说朋友，并不就指过去和现在在我周围活动的那些人。固然在这三本书里面我曾经留下了一些朋友的纪念，而且我每次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几个久别的友人。但是我仍旧要说我写小说并不是完全给朋友们写照。我固然想把几个敬爱的朋友写下来使他们永远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写这三本小说时却另外有我的预定的计划：我要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而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创造了一些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从脑里空想出了一些东西，我不过把别人做过的事加在我的朋友们的身上；这也不是说我把他们所已经做过的事如实地写了出来，我不过是写：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