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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延安-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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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金山理直气壮地喊：“同志，干什么嘛？我是咱们野战军的战士！”
一个游击队员，冒冒失失喊：“这家伙捣鬼！来，给他脑袋上钻个洞！”说着，就劈哩巴查把宁金山打了一顿耳刮子。有的人还稀里哗啦拉枪栓。
宁金山说：“忙啥哩？同志，叫你们队长来，同志！”
一个队员喊：“李队长，来看这个鬼。李长队，你要慢走几步，我们就让这个鬼到美国去吃酒席啦！”
一个提盒子枪的人走过来。他是高个子，走起路来很稳实。
宁金山说：“队长同志！我是‘英雄部’的战士，一点也不假！我掉了队！给你说，你们这里有名的游击队长李玉山，我还知道。他爹李振德老人前两天还在我们营里讲话来！”
那位队长用电筒照了一下宁金山的脸，说：“我就是李玉山，可是我就认不得你呀！”
宁金山说：“你当真是李队长？……你……你当然认不得我，可是我们连长周大勇、指导员王成德都认识你呀。他们常说起你和你领导的游击队。”
李玉山拉着宁金山的手，说：“你真个的是咱们部队上的同志。误会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可好！”
“咱们部队上的同志”这句话，立刻招引来一阵亲切的握手、问好。有人还给宁金山递上纸烟，有人递上水壶、干粮。笑声，亲热的骂声：有人还低声哼陕北小调。
刚才打了宁金山耳刮子的那个年青队员说：“同志，不要呕气，居家过日子也有碟子碰碗的时候，更不要说现在是打仗耍刀子呢。来，照我脸上打一下算了结！”
宁金山乐和得不行，话也多了，好像他倒是真的掉了队，经过很多风险让同志们从死亡的边沿上拉出来一样。他说：
“李队长！你带的队员个个勇敢，我回去要给同志报告你们活动的情况。”
没等李队长开口，好多队员七嘴八舌地凑上来，说：
“同志，我们不勇敢能行？敌人把刀子放在咱们脖子上啦！”
“我们冒上这一条命啦！反正没有别的路儿走！”
“干游击队这营生，当年刘志丹和谢子长就给我们教会了。”
宁金山反过来调过去地在心里重复着游击队员的话：“反正没有别的路儿走！”但是，当他想到自己是革命队伍的逃兵，浑身软绵绵的了；身上被敌人打伤的地方，也突然像刀割一样痛起来！
李玉山拍着宁金山的肩膀，亲热地说：“同志，咱们到前村去吃点，喝点，我们派人送你回部队去。这一带游击队多得很，可别再发生误会啦。”
宁金山很想说：“李队长！你妈，她老人家……她……”话到口边又吞到肚里去了。九
第一连今天热闹红火，像老乡家里过喜事。战士们都理了发，在河湾里洗了澡。每个人贴身穿着敌人送来的崭新的黄军衣，外面罩着洗得很干净的灰军衣。脚上全穿着敌人送来的胶底黄帆布鞋。他们把院子里打扫得净光发亮。墙上新出的墙报，随风舞动。墙报上的作品都是战士们写的；有快板、有诗歌、有小文章；有的是用铅笔写的，有的用钢笔写的，有的是借老乡的毛笔写的。样子是花里胡哨，内容却只有一个——欢迎新战士。
蟠龙镇战斗打罢，全旅的解放兵，一多半送到山西去训练了，少一半留下来补充部队。留下补充的解放兵，都是年青、纯净、阶级成分好的人。
不大一会工夫，指导员带来了十来个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还穿着国民党军队的黄军衣，只是换了一顶解放军的灰色军帽。胳膊上带着印有“解放”二字的解放军的臂章。有什么办法呢？人是来了，但是给他们穿的灰军衣还不知道在哪儿？
指导员把新战士带进了院子，等着欢迎的战士们就喊口号、鼓掌、欢呼。那些新战士没有看见过这场面，也没有鼓掌的习惯，他们都缩着脖子，惶惑地四处看。
王指导员把新战士分到各班，要他们跟老战士见见面。
一个新战士走进第一班住的房子，同志们迎上来拉手问好，有的给他端一碗开水；有的给他送一件衬衣；有的给他递过来一双鞋。大伙喜眉笑眼地对这位新战士说：“看，这是陕北老乡们给咱们做的。鞋底上还写着字：‘穿上鞋子跑得快，一心一意打老蒋’。”“看！这碗套是山西翻身农民捎来的。这上边的花儿绣得多精致，这几个字也绣得蛮好：‘我们的亲人子弟兵。’”那个新战士什么也没有听清，不管谁问他什么，他都站起来立正，牛头不对马嘴地说：“是！”像是机械装制的人。王老虎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新战士连忙站起来，脚跟一靠，说：“报告，我叫宁二子。”他瞧着王老虎，只见这人蔫头蔫脑，像是精神不足，看来不见得有啥大能耐。可是这位名叫老虎的班长，笑眯眯地噙着个小烟袋，怪和善的，——大约一生一世也不会生气发火，见了教人喜受，像是人一见他就被他吸住了。
宁二子看着每一个人的脸膛，哎！他们怎么一个个满脸是笑？当兵还这么乐和？这么遂心？
宁二子从当国民党的兵那天起，他发咒赌愿地说：吃屎喝尿也不当兵，世上什么事不是人干的呢？可是从他一踏进第一班，一股子没经过的亲热气就吸住了他。为什么呢？他吃不透。
集合哨子吹了。战士们跑出去，方方整整地站了一片。
宁金山，从人缝里挤出来，搭拉着脑袋，谁也不看，蹲在土台子旁边。他让游击队送回部队以后，团政治处保卫股把他审查了一番，认为没有别的问题。他开小差的事，还没处理。今天第一连开欢迎新战士大会，政治处让他来旁听，受教育。
宁二子看见大伙都瞅宁金山，有些人还低声议论什么。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他记起国民党队伍枪毙逃兵的惨状。那逃兵脸上流血，五花大绑……宁二子心里扑通扑通跳起来！大伙儿正放开嗓子唱歌，指导员王成德走上台，手一压，全场鸦雀无声。他说：“今天，咱们开会，一来是欢迎新战士；二来新老战士互相自我介绍，大伙认识一下。同志们，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连队。”他指着那许多红色小旗，说：“咱们连队的光荣，都写在这些小旗旗上面的。你们看！”大家看着一面红旗。那红旗因为雨淋日头晒，褪成黄色了。那黄颜色上还有几片巴掌大的黑迹。
“同志们，这旗上写的七个字是：‘第一连英勇顽强’。旗上那一片一片的黑迹是血，是咱们连长的血。连长周大勇同志，是咱们纵队有名的战斗英雄，一九四六年八月他打上这红旗率领战士们攻敌人碉堡的时候负伤的。”他讲了那次战斗，讲了那次战斗中，周大勇怎样捂住冒血的伤口，率领同志们把这面红旗插上敌人阵地。
王指导员把十几面旗帜，简单地介绍了一番，说：“现在老战士先一个挨着一个介绍自己吧。”
李江国*#踥/oo地站起来，说：“报告！要论老战士，那咱们连队里就数周连长最老。你们没听见旅首长常说‘年青的老革命’嘛？还是让连长先讲他的身世根底吧！”
战士们哗哗地鼓掌，真像机关枪连发。
周大勇笑盈盈地站起来，望了一下战士们。老战士们觉得连长看见了他们每个人的脸膛、眼睛。他们，乐得扬动眉毛，互相挤靠着。
新来的战士们，都伸长脖子看连长。连长可最关紧要，全连人的命都在他手里扼着哩！宁二子把连长打量了一阵。他想：好一个精干利索的人啊！可是连长是不是随便揍人？他要揍人啊，那可吃不消！
周大勇走到土台跟前，脸色严厉，眉头拧成一股绳子。他说：“新来的同志们，咱们连的人，不是工人就是农民。旧社会，咱们忍饥受饿，挨打受气，在火坑里过日月！”
新战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连长。这阵，说他们在听连长讲话，还不如说他们在看连长的模样，捉摸连长的脾性。
“拿我来说，家里的人都叫反革命杀光了！我小小的就到咱们部队。同志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没有人民军队也没有我。”
过去的种种经历，闪上周大勇的脑子。他二十四年的岁月，有一半是在北方度过的。他在北方的千山万岭中，说不定多少次，顶着长城外吹来的风沙，望着星星，想起湖南的家乡，闻到那里的稻香味啊！那水多树稠的乡村，肥沃的稻田，茂密的竹林，那是他出生的地方。那里有他孩童时期熟识的景物，跟形成他最初认识人生的种种事情。
周大勇思量着，怎样让新战士们从自己身上认识中国工人农民应该走的路子。他的家乡，他身世中那辛酸悲苦的一段生活，又活生生地映在眼前。
一九三六年三月开初，一支工农红军在湖南靠近贵州的边境上行军，他们是去赶自己的主力部队——红二方面军。有一天，一个讨米的孩子，爬在林子后边，机警地瞧着路上过往的队伍。这队伍里的人，穿着各种各样子的衣服，有的帽子上还勒着红带子。他们有的人背着雨伞，有的背着斗笠，有的人腰里挂着三双草鞋。讨米的孩子想：这定是红军。他从路旁的田垅上跑过来，拉着一个红军战士的衣角，央告：“你们是红军？就是红军。红军叔叔，收下我吧！不要看我小，叫我当红军我什么也不怕。”
这个红军战士指着后面的一个人，说：“去找他吧，他准会收留你。”
这孩子等后面那个人走上来，就一把拉住那人的衣角，说：“叔叔，我要当红军，收下我吧！”
此人，正是红军的一个团政治委员——现在本旅的旅长陈兴允。
当时，政治委员陈兴允闪到队列旁边，把这孩子打量了一阵。只见他齐头到脚有一支马枪高，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像茅草堆，两只小手像鸡爪子。穿的衣服稀巴烂，光脚丫子。但是，那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嘟辘辘地打转，显得怪机灵懂事。
政治委员弯下腰，摸摸那孩子的手，问：“你能当红军？
一支步枪就会把你压坏的。你是谁家的孩子？”
这孩子别的话不说；一口咬定：“你收下我！”他把手里提的讨米口袋扔到一边，双手拉住政治委员的衣角，好像表决心：“你不收下我，我就不准你走！”
政治委员轻轻拍着他的背，说：“你倒蛮厉害的！不行啊，现在正打仗，部队一天拉一百多里，你能成吗？”
这孩子望着政治委员，眼睛一眨也不眨，可是泪水却在他很脏的脸上冲开两条小渠。他说：“我在红军里呆过，打仗我不怕。红军是为穷苦人的，我没家没舍，你不收我，我会饿死的！”
“会饿死的？”政治委员双手扳住这孩子的肩膀，眼直盯着他，望了好久。这句话打动了政治委员的心。因为他知道，饥饿中的人们，怎样用十年的生命换一口饱饭。因为他知道，“会饿死的”这句话中，包含了多少辛酸的眼泪和无告的痛苦！部队沙沙地从政治委员身边过，红军战士们望望孩子又望望政治委员，像是请求政治委员把这孩子收留下。
团政治委员陈兴允详细地问了一番，原来这孩子看来不到十岁，可是已经十三岁了。他叫小八哥（到部队以后，起了官名周大勇）。先前他有父亲、妈妈、哥哥。父亲、哥哥给人家揽工受苦。后来，家乡起了红军，穷人有了活路。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周大勇的家乡又变成地狱。土豪劣绅组织的清乡团，在农村里，清乡、捉人、吊打、砍头、烧房子……村村冒烟，处处起火；守寡几十年的老太太，转眼失去独生子；刚出嫁的女人，霎时失去丈夫；吃奶的孩子，爬在母亲的尸体上，哭哑了嗓子……水渠里流着农民的血，乡村变成了杀杨。周大勇的父亲、哥哥早先都是共产党员。土豪劣绅领上清乡团，到处捉拿他们。狂风暴雨，闪电撕扯着黑夜。父亲和哥哥，提着短刀，顺着田垅，钻进了大山，消失在森林中……有一天，敌人把周大勇的妈妈捉住，要她交出丈夫和儿子。敌人用火烧她的头发，她可半个字不吐……她的尸体在村边大树上整整吊了七天！这时候，周大勇白天偷偷地爬在草丛中，望着母亲的尸体吞饮眼泪；晚上，他在母亲的尸体下，仰着头，低声呼喊：“娘呀！娘呀……”后来，还是本村农民冒上生命危险，把她的尸首从树上放下来埋葬的。周大勇永远记得：当邻居们摸着黑夜，把母亲的尸体刚从树上放下来的时光，他抱住母亲的尸体放声大哭。突然一位老太太捂住他的嘴，说：“不敢哭，不敢哭！不是哭的时候。”啊，在这年月里，人们连用眼泪祭奠自己生身母亲的自由都没有了！
一位邻居老太太，她的儿子叫反革命活活烧死。她哭瞎了双眼。这位无依无靠的老人，收留下周大勇这个没家没舍的孤苦孩子！这当儿，局大勇刚到十一岁。人生中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他为什么这么悲惨？他的房子为什么一把火就化成灰烬？妈妈那样的善心人为什么叫人家吊死在大树上？父亲、哥哥成年成月累断腰筋受苦，为什么这世界偏不容他们？这些血海冤仇的根源，他还不十分清楚。他只恨那帮杀人凶手。他只希望：什么时候能见到不知下落的父亲跟哥哥？
时光，在血里流转，在火里流转。
一九三六年开初，周大勇才十三岁。有的人，在他这样的年龄，有温暖的家庭、父母亲的教养，无忧无虑。周大勇呢，他还不能理解人生，人生已经煎熬他了；他稚嫩的肩膀还挑不起生活的担子，生活的担子已经落到他肩上了：给人家放猪放牛、作短工，靠自己的力气过活了，看人家的脸色吃饭了！
这一年二月的一天，周大勇的父亲偷偷溜回来，把周大勇带上。连夜逃奔外乡。这工夫，周大勇才知道，哥哥在红军里作战牺牲了！
父亲带上他加入了一支红军游击队。父亲当了一名炊事员。行军的时候，父亲拉上他；驻军的时候，父亲烧火做饭，他就睡在父亲腿边！父亲常说：“旧社会，我们靠山山移，靠墙墙倒，红军队伍就是我们的家啊！别人不革命能行，我们不革命就没法子活！”
父亲这样讲，周大勇也觉得：红军里不打人不骂人，热闹又快活，实在不错。
旧社会，好人磨难多。周大勇跟上父亲在红军部队里过活了不上二十天，就出了事。一天，部队被敌人包围了。部队突围的时候，父亲牺牲了。一个红军战士，身上七处负伤，他拖着周大勇跑了二里来路，就倒在血水里咽了气。周大勇独自个跑了半夜，敌人不见了，可是自己的部队也不见了。苦难的日子又缠住了人。他白天七婆婆八爷爷挨门讨米，黑夜就缩在房檐下或小庙里打盹。这个小小的孩子，没吃没穿没依没靠，在茫茫的人生大海中飘流起来。他成日价四处寻找自己的队伍——工农红军。碰巧，今天遇见了红军的大队人马。……
周大勇望望战士们，心一酸泪花子就滚下来。他简单地讲了一番自己的身世，又说：“同志们，我是没家没舍讨米的孤儿，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抚养成人。同志们，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懂得了许多事情，但是有一条最重要：我们不拿起枪，就要永远让人家踩在脚下。同志们，我们手里拿着枪，还要知道枪是为了干什么用。能这样，没用的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胆怯的也会变成勇敢的，愚笨的也会变成聪明的，落后的也会变成进步的。一句话，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我们这让人祖祖辈辈踏在脚下的人，就会变成翻天覆地的人！”他转过身子长久地望望毛主席像。战士们也跟着他的眼光望去。
会场中鸦雀无声。
全连队的老战士，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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