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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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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验论，认为认识是作为禀赋潜在于心灵中的观念的显现，真，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国家主义派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推崇国家主义的，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明儒学案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共六十二卷。成书于清康，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西南部）。邹鲁之地保存了丰富的西周文物典籍，为儒学的发，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十三、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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