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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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自己的资格受到挑战，而且博士点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对话观点：

（美国）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

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关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声誉，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时，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吗？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是怎样构成的？

郑元芳美国大学不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个是导师自己，另外两个是导师和学生一起请的教授，个别教授也可以是从外校请来的。学校研究生院也会派一个人参加，但一般不作学术评价，只是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按规定高质量执行进行监督。要通过答辩，必须四人一致同意才行。

第38节：博士生的质量

熊丙奇这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吗？会不会存在有人送人情将博士学位授予某个人的情况？

郑元芳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虽然参加答辩的专家几乎都是熟人，但是他们会坚持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国外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系统，每个教授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学术的要求都很高，他们都经历了强度很大、要求很高的研究过程，可以说，首先是教授的质量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了一个基本保证，如果导师很差，很难想像，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很高。二是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在做学术研究时，他们往往十分追求工作的创意、文章的严谨，不但要求独创性，还追求高质量，研究工作深入细致，经得起重复性考验。在待人方面，他们可谓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好朋友之间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背离的观点，这不会影响友情，而对于没有友情的人，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赞同的观点。

熊丙奇如果博士生没有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他会记恨导师吗？

郑元芳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学生不会因为没有通过答辩而埋怨老师（当然也有个别特例），他只会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好。导师其实希望每个获得学位的学生都很强，取得相对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得到社会认可，而不希望一个学生勉勉强强毕业，这其实对学生无益。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在念博士时，就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果，甚至博士论文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也不鲜见，《美丽心灵》的主人翁原形纳什，就是一个例子。

熊丙奇国内读博士很辛苦，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学生都希望能早一点拿到学位。美国大学是不是也有不少博士生渴求早日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

郑元芳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一直在学校里念博士，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也不是不正常。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认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在美国大学读博士，俩人一个月的奖学金有3500多美元，这足够过比较好的生活了。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作者补记研究生必须在一流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得到成长。没有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一流学生，也就成就不了一流大学。杨福家院士在海南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上讲到（《杨福家、杨振宁：我们要有怎样的一流大学？》，赵亚辉、贺广华，人民网，2004年11月22日。），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人类社会很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科学家们年轻时获得的，比如说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至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当时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熊丙奇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确实要艰难得多。据了解，有的博士读书期间还在兼职打工。

郑元芳念博士期间去兼职打工，很难集中精力做高水平的研究。

熊丙奇对国内的高校，有一种比较分析，说的是内地的高校，学校周边的商业气氛不浓，社会提供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校园里的学术气氛还稍微浓厚一些。而沿海一带的高校，处于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校园越来越商业化。按理说，美国的商业气氛相当浓厚，机会也很多，那美国的大学怎样保证学术氛围呢？大学教授怎样抵挡诱惑呢？

郑元芳我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第一流大学对教授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你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二是教授的待遇本身就具有诱惑力。美国的4口之家，中等收入为5万多美金；而一个大学教授，哪怕就是一般的教授，他的收入大约也在7万美金到11万美金之间，换句话说，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可以养活8口之家，而且过的是中等生活。事实上，在美国，中等生活也是比较舒适的生活了。三是教授本人对工作有很高的追求，他们都希望自己在这一领域做到卓越，这是一种精神氛围。

第39节：课堂学不到东西

熊丙奇很显然，国内教授的收入待遇难以与美国大学教授相比。这也被认为是难以保证教授队伍质量，让教授所有精力都投入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有生存才有发展，“仓廪实则知礼节”，目前大学资源还不充足，我们不可能向教授提出高标准，尤其是高的伦理标准。

郑元芳办教育确实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我所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达到24亿美金，其中，约9亿美金来自学费和州政府的投入，其余的则来自教授的科研经费、学校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收费，以及社会捐赠。从目前情况看，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教授的收入，让他们做到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让4口之家过上像美国一样舒适的生活，还不现实。但国内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正在不断提高并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现在的水平已具备了高的伦理标准的基础。

熊丙奇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由于工资待遇不高，有的教授可能会去兼职，而由于兼职，可能敷衍教学，培养研究生不认真，科研质量也不高。

郑元芳较高的收入以及较高的标准，应该是对等的。但是，从教授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精神的象征，不能因为收入不够高，而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甚至干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当然，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同样是教育孩子懂得谦让，在美国，车子来了，大家不会一哄而上，会很自觉地维持秩序，可在事业上他们却十分强调竞争，在追求高水平的研究、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上，可以说丝毫不让。但这种竞争不是无序的，有公平、合理的规则，大家都必须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而一旦违背游戏规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熊丙奇你在美国期间，遇到过多少学术道德问题？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郑元芳学术道德问题，在美国很少发生。我听到的大概有两起，一起发生在一名学生身上，博士论文抄袭别人的著作；另一起发生在一个知名学者身上，有人检举这名知名学者在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计划中，抄袭了他人的点子。国家科学基金会审查属实后，作出的处罚是，十年之内不能申请该基金。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处罚，几乎可以说已经将其踢出了学术圈。

原因17：课堂，学不到东西

年轻人是有一腔热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腔热血没有爆发出来呢？没有变成他们现在应该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呢？这是我们教育上的问题。

四年前，刘西拉教授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0％的学生对大学教学不满意，觉得大学课程没有什么收获。

四年后，刘西拉教授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四年级比较好的学生中，再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不满意或者基本不满意。而且，这些参加调查的都是班上比较好的学生。

再过一个四年，如果再进行一次关于大学教学的学生调查，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有学生因此说：大学，对于没进的学生，是天堂；对于进入的学生，是地狱，在浑浑噩噩中消磨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对话观点：

开放环境下的思想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灌输，而是要在比较中鉴别。

如果连课都不好好备，这样的老师就没有资格教学生。一个不称职的老师，还谈什么思想教育？老师连专业课都教不好，你怎么去以身作则？有些老师靠点名才能保证出勤率，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你很可怜。

我觉得在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在内，中国的教师还是各种人群里面最优秀的团体之一，我们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关键是要有好的制度，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

对话人：刘西拉、朱永新

熊丙奇你认为今天的大学生素养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西拉从大学生的状态来看，总的感觉是现在的学生讲物质的多了，讲精神层面的少了。具体来讲，我觉得精神的东西太少是指在奋斗的目标、追求的目标这些方面，高尚的东西太少了，物质的东西、短期的东西相对比较多，这似乎是一个总的趋势。但是，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一代，而是出在学校和我们教师身上。

熊丙奇大学生的素质与他们生长的氛围，与学校、社会有很大关系。

刘西拉我们的年轻一代，还是有一腔热血的，他们也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想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如果你直接接触学生，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我每年给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甚至给同济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讲“土木工程概论”，这门课的最后一讲就是讲的素质。而素质的第一条，我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讲这一条的时候，我曾经举过几个例子，讲到我的同学是怎么在西北奋斗了一辈子，也讲到我的学生从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自己的家乡，甚至还希望可以到家乡去工作：“清华大学不缺副教授、教授，但是我们家乡缺我。”我讲这些例子的时候，一年级大学生，清华的、交大的、同济的有很多都掉了眼泪。就是说，年轻人是有一腔热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腔热血没有爆发出来呢？没有变成他们现在应该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上的问题。社会在进步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现在是开放的社会，教育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大学生的素养问题，不能责怪年轻一代。

第40节：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

熊丙奇学生需要引导，可我们的老师并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引导。你能不能对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谈一些看法？我们的现状如何？我们的老师应该怎样为人师表？

刘西拉对老师来讲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今天是否需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有没有这个意识？是加强思想教育，还是放任自流？不管你教什么课，所有的教师都要想想，你有没有这个观念。

熊丙奇这个问题很关键，提起思想教育，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这是“两课”老师的事情。

刘西拉我不同意这些人的说法。这对“两课”老师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是在开放环境下进行思想教育。开放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世界都摆在你的面前。开放环境下的思想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灌输，而是要在比较中鉴别。在开放环境中比较，在开放环境下鉴别。通过比较，找出我们现在要走什么道路，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如何在比较中鉴别，我们现在还不大熟悉。以为就是靠上课，就像过去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灌输进去的，我就拼命灌，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有的“两课”老师，认为现在这个只能靠灌输，这也值得研究。我跟同学讲“土木工程概论”，有人说你在做思想教育工作，可我从来没有讲这是思想教育，我讲“土木工程概论”，讲我的同学和我的学生，他们选择什么道路，我跟他们讲这个就可以了。我想，作为一名教师，你是不是有这方面意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既然有了这个意识，就要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你必须要找一个载体，不要在那里空洞地讲理论。空洞地讲理论，很多学生不愿意听，我坐在那里也不愿意听。比如我讲“土木工程概论”，我要让一年级学生一进入这个领域，就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什么事业，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业对国家发展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今后将对国家和社会有哪些作为。这门课就是一个载体，这就是我寻找的载体。

熊丙奇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专业课老师都有载体，因为他在给学生上课。可我们发现很多课现在学生不想上，他们认为上这个课没有用，认为上这种课是浪费时间。

刘西拉我曾经听过一个书记做报告，当时我是系主任，是从报告厅后面进去坐在学生中听这个报告的。我看到周围有不少同学在做课外作业，有的听着托福听力。书记在上面做报告，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听。他们出席了，可是没有听。我回去跟这个书记建议，我说你这个报告还不如不做。我建议他可以租几部大客车，把这帮学生装到北京远郊，到张北地区，到贫困山区去看看那些缺碘的村庄。一个村里很多的痴呆症，你就带他们在村子里面走，不用说什么话，你带他们走一圈。回来再看看长城内外，当年抗战的地方，然后回到学校。一天工夫，你不用做任何报告，学生就可以谈出很多体会，这个不是很好吗？你做了半天报告，大家听着托福，做着课外作业来听你的报告，这个没有意思。所以，你要想办法改变一下，采取一个新的办法，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得到很多收获。但是你自己首先要有这个意识，再去找到一个载体。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要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我能体会同学们为什么不大喜欢今天谁来给我们做一个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