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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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烦不断。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广西的将领们（他们总是不断地造反，而又不断地失败）在六月份开始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军”。参预此事的两位广西将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当时的广东将领陈济棠合兵一体。　出于相似的动机，为人熟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开始在北方活动，自任“抗日同盟军司令”。和以往一样，冯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场，他并不热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锋。　南方的问题似乎比较严重，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三个将领的抗日主张。　在起兵之前，三位将军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对日宣战。　将介石没有改变其战略中预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拿国家的命运去冒险。”如果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可信的话，那么事实上为了他们所宣称的抗日壮举，陈济棠就曾经从日本人手里购买过武器弹药。唐引用日本驻华武官高桥但少将的活来印证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断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几位“救国者”在收到蒋介石拒绝的答复时，就统率他们的部队前进十五英里进入了和广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时，蒋介石还抱着一种妥协修好的态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队后退，避免由于冲突而加剧中国的内战。　这时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　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麻烦。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对一些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　纷纷成立。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是我们的祖国。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岁。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　当他们见面时，这位父亲正为怎样使他的儿子受进一步的教育而大伤脑筋。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请革命政府选派一批学生去俄国。由于蒋经国的热切赞同，蒋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单。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这表明蒋介石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同时，给他儿子一个学习革命技能以备将来之用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差不多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又把他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　然而，两年后这个实验就不那么有味道了。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到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把他的儿子召回国已非轻易之举了。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指令他的儿子回国，但蒋经国已身不由己，他给家里写来一封满不在乎的信，拒绝服从并指责其父。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封信是王明（原名陈绍禹）口授给蒋经国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领导人，那时刚好在苏俄。一年年过去了，到1936年（这一年蒋经国再次拒绝他父亲的要求），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看来他要在苏维埃俄国定居下来了。　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得到认可，以便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防御计划。　1935年冬，他送蒋百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