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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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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淙怀⒓崃�20万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隶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来不可避免。
在
甲午战争中，可以说，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李鸿章了。战场的主力，几乎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总结起来，当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制度和职责上的含混不清。清国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调动和掌控全局上力不从心，它甚至无法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国家对抗。甲午战争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整个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军队作战。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国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仅仅在国力上已落后于日本，而且在整个气韵上也呈垂垂暮气。相反，对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治理，不仅仅在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个国家也呈现出巨大的朝气，新的国民们以国家之事为己任，将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原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在思维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流，整个国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军队本身来说，当时日本军队中那种来源于西方的精制而周密的预备、缜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所鲜见的，在日本军队中，已使用了西方军事当中的战法与阵法。这样的阵法与新式武器结合紧密，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常胜军，曾经以剽悍的作风击败过太平军以及捻军，而北洋水师也沿用了西方军事的一些练习并且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但在淮军中，那种理性而缜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军队的现代方式，作风剽悍的淮军因为组织和战术上粗糙而随意，同时缺乏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而那种一对一之间的捉对厮杀，在两军的热兵器对垒中，往往无从发挥。更何况由于久疏战争，此时的淮军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于北洋水师，丁汝昌对于海军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较弱；经费严重不足、练习和作战水平差、军纪不严等，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清国的军队在对现代军事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部队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力上说，是国力上的原因，而具体到军事上，则是组织、治理、协调、意识等方面的失败。全方位的落后，导致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失败得窝窝囊囊，失败得稀里糊涂，失败得莫名其妙……李鸿章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悲愤和认命了。
第五十四章
伤心与耻辱（3）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回信说：“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轻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熟悉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假如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得到转机。”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预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因此，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争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哪里想当这个议和大臣呢？无奈的李鸿章只好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自己的委曲，并请金伯利从中斡旋。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认为日本不应该拒绝张荫桓，因为此人曾任驻美公使，有很丰富的外交经验。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并诸大臣，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第五十五章
伤心与耻辱（4）
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并且，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以后肯定会说风凉话，把恶果归罪于他，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和一起去日本。翁同哪里肯接这个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闪避：“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预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嗣子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鸿章的心情尤其复杂，此去东瀛，算是赴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国恨家仇，着实难堪。头顶上太阳闪烁着白光，强烈而灼热，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阳光太残酷了，仿佛剥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海水是平静的，可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深蓝底下，是无边无际的耻辱……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伤心绝望的情绪中，来到了日本马关。
在那段时间，位居太平洋当中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个“蕞尔小国”终于战胜了泱泱的大清，当然要举国欢腾。日本报纸把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比喻成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胜过自己的历史。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在海洋中的岛屿国家一直没什么喜事，他们终日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扬眉吐气了。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他们当中，有的吹着喇叭，有的吹着号角，更多的人则是在呼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有时，他们也排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马车方阵上，有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议会的议员；花车上，有人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柳条编成的人头，那代表被斩首的中国人。繁闹的狂欢中，也有很多事故产生：酗酒打架时有发生，一些浪人更是趁火打劫，偷窃钱财，甚至调戏良家妇女……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日本都在进行着一场狂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这样的狂欢中上演了。
马关，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此时，马关已成为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中心。当马关成为日本和清国谈判地点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日本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记者，有贵族，而更多的，则是各界平民。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天天守候在清国使团来来往往的路上，举着国旗，呼着口号。然后，他们就从报章上寻觅一切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关心着谈判的进展，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那个从清国来马关的首席谈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沉毅、坚韧和顽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刻骨铭心耻辱的无奈和逃避。
第五十六章
伤心与耻辱（5）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春帆楼地处高地，风景秀丽，四周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名字，还是伊藤博文取的。年轻时，伊藤博文就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担任内务大臣后，伊藤也经常来这里，有一天，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见到不远处的大海碧波荡漾，阳光下片片渔帆闪亮，伊藤博文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不由兴致大发，喊来老板，将店名改为“春帆楼”。伊藤博文选定“春帆楼”作为中日谈判地点，显然，他就是想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轻松地吃下清国这条鲜美的“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非凡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非凡公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治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忽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紧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李鸿章清醒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究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果断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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