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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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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25＇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4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26＇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南按：吴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27＇
仅从胡适这段平实公允的文字叙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在罗尔纲看来，却是一场足以震撼心灵的风暴。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烦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28＇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29＇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灯下，将此书再作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30＇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往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
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31＇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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