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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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29＇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34＇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

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38＇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39＇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入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

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41＇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职衔为副研究员。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李庄，对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吴金鼎因其间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续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对其轻视，加之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吴没能像他的学弟夏鼐一样被冠以副研究员的职位，只弄了一个“技正”的帽子戴在头上，而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属于正牌，“技正”却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同类，几近于最为低级的勤杂人员。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注明：“本所设所长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各若干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分专任与兼任。另设通信研究员若干人……

此外，并设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各若干人，其不属于研究人员者，则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员、事务员及书记。”＇42＇当时整个史语所属于正式的研究人员总数达30人，除陈寅恪属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为专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吴金鼎却不在此列，只能与戴着非研究人员所有的一顶号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迹于二、三流的勤杂人员行列。在一贯重视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个“技正”的头衔，无论怎样掩饰和打扮，内在的含金量与外部的光芒，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