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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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22＇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23＇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作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24＇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25＇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26＇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27＇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Needham）博士的信中说，在板栗坳遇到了“许多最突出的学者”，结识了“大学者傅斯年”，信中对傅的形像作了这样的描述：“傅斯年，山东人，约55岁，有点洋化，谈话很多而能引人入胜，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记的面孔和形状奇怪的头，灰色的头发直坚上去”。＇28＇这个描述，在所有撰写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谓是最切实和生动的精彩一笔，傅氏之与众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状的相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蹲在李庄郊外山顶的“寨主”傅斯年与李约瑟相见，很快成为意气相投与相互理解的“哥们儿”。傅斯年认为：自从明朝万历在位的年代中，耶稣会士（Jesuit）利玛窦（Matteo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29＇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30＇

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31＇

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32＇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3＇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34＇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