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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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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２３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２４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２５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２６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２７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２８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２９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起点，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
１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２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七页。
３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榕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五页。
４山上正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六页。
５鲁迅：《小杂感》《而已集》，九十六页。
６同１。
７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８同１。
９鲁迅：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二页。
１０鲁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六十一页。
１１鲁迅：《小引》，《朝花夕拾》，一页。
１２同５。
１３本段中所引文字，分别出自这几次演讲的两个记录下来的讲稿，即《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二百三十六至二百四十四页）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一百零一页至一百零八页）。另两次演讲的讲稿未能保留下来，但据当时的听众的回忆，内容大致与这两个讲稿相同。
１４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二十九页。
１５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一百零五页。
１６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四十九页。
１７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四十七页。
１８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六十四页；并《研究》，二百十四页。
１９郑奠：《片断的回忆》，见沈尹默等著《回忆伟大的鲁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六页。
２０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并《研究》，九十七页。
２１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四页：并《研究》，一百零一页。
２２倪文宙：《深情怀念鲁迅师》，见绍兴鲁迅纪念馆编印：《乡友忆鲁迅》，一九八六年版，一百十九页。
２３川岛（章廷谦）：《一件小事》，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三十八页。
２４鲁迅：《我和的始终》，《三闲集》，一百三十页。
２５鲁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三页。
２６鲁迅：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六页。
２７鲁迅：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七页。
２８鲁迅：一九三０年五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五页。
２９鲁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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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一脚踩进了漩涡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１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２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３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４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５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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