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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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９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１０“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１１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连生得太瘦，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在这一刹那间，从归国时家乡人对他的胡子的指摘，到北京时有关他的门牙的流言，种种不愉快的记忆，都一齐涌上心头。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舱里铺开稿纸，愤激地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儿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１２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１３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１４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Ｑ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１５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共产党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１６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二十三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十八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愉将浸透煤油的引人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在这时期，他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与他通信的，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后都不走，还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是不欢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过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女佣，刚刚做熟了，她的丈夫却带着人上门来，说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绝以后，那人又通过上海的所谓“上虞同乡会”，向鲁迅索人。一直纠缠了好久，最后是鲁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才枢那批人打发走。当时是讲定，这钱由那女佣逐月偿还，可两个月以后，那女佣不辞而别，钱也没还……我真不知道，鲁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连这类事情都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使他吃那么多昔头，他怎么会喜欢上海呢？

难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场，拖了好久才恢复。也难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会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１７见了几个熟朋友，无拘束地谈一阵天，他更非常愉快，写情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１８离开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国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却发现还是北京好，还要怎样，才算是交“华盖运”呢。

注释

１鲁迅：二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

２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二十六页。

３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六十六页。

４山上日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五页。

５宋三彬：《鲁迅先生往哪里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二十三页。

６和雅典：《请教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四百四十三页。

７欧阳山：《光明的探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四十八页。

８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六页。

９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１０当时鲁迅的一个熟人回忆说，鲁迅听到有关他“亲共”的流言后，曾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表示随时听侯逮捕；那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但他仍显得烦躁，愤懑。见尸一：《可记的旧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八十五页。

１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鲁迅：《可谈香港》，《而已集》，一百零四页。

１３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１５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上海，二卷二期。

１６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七百十六页。

１７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五十三页；并《研究》，二百零三页。

１８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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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局外人的沮丧


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