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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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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地方大员的权力日渐坐大，特别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东南各省官员的自保行动。令逃往西安颜面扫地的慈禧颇为恼怒，因此对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这一袭击式的逼问，就是想获悉地方大员有没有在她眼皮底下结党壮大私人势力。
慈禧似乎松了口气，转而问道：“上海冒出的陈文强，风头很盛啊，汝与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回太后。微臣与陈文强有交往，依微臣观之，其游历西洋求学。所知所得之科学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过洋人。”张謇启奏道：“又兼其天资聪颖，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若论对洋务之娴熟，微臣未见国内能及之者。卢家湾建设日新月异。建厂通电。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逊色。”
“那他的政治倾向于哪一边呢？”慈禧不放心地问道。
“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
第八十八章革命的具体和细节
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说不革命。而是说要考虑得具体些。”陈文强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困难估计得过于轻松，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是容易喊的，可具体的解决办法呢，现在看来是很空洞、不切实际的。复兴会要体现出自身的成熟和先进，看问题的目光长远。就不妨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文强，你说得再详细一些。”蔡元培在旁说道。
华兴会起事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率大批成员逃至上海。准备赴日避难。通过章士钊和蔡元培，黄、宋等人与复兴会进行了接触。争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有转变思想的，也有固执己见的。华兴会成立时间太短。显然还谈不上组织严密、思想统一。
没错，宋教仁便是转入复兴会，并留在上海的原华兴会中的一员。而这也不并意外，从历史上他能顶住一些留日学生骂他卖党交结官吏，拒绝日本当局的重金收买，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把自己缜密考证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提供给清政府，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方面。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时，宋教仁对清廷搞立宪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独到的意见。他认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仅学识好，在革命中还是个身体力行者，这让蔡元培、章士钊自叹弗如，视其为可顶替自己，并会比自己干得更好的复兴会领导核心的人选。特别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论与陈文强倒有相近之处，更让蔡元培等人坚信宋、陈二人在以后的配合工作中会比较默契。
事实上，就在陈文强在南洋各地访问游历时，宋教仁已经是作为接班人在进行培养，接触到了复兴会更多的资料文件，以及一些核心机密。等到陈文强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荐告知后，他又秘密观察了一番，终于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钊的建议，接纳宋教仁为复兴会新的领导核心的成员。
至此，陈文强才以真正的身份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也终于知道了复兴会二号人物“孙威”乃是在科学和工商领域风头越来越盛的陈文强。
可惜的是，在陈文强不在上海这段时间里，复兴会虽有扩大，但也有令人遗憾之事。比如黄兴决定暂时保持华兴会的独立性，已经率部分华兴会成员避难日本；陶成章则仇满之心既深且固，欲与江浙同乡另立革命团体，但与复兴会则愿采取联盟合作。
“反满排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虽然很能激起汉人义愤，很能鼓动起革命风暴，但后遗症也是很大。象复兴会这样，把“反满排满”定义为“排满者，排其皇室贵族也，排其无能官吏也，排其残暴苛民之士兵。若夫列为编氓，从事百业，相从牧耕，是满人者则岂欲事刃其腹哉？”同时，复兴会还把以强权凌铄百姓的汉人官吏列入反对目标之中，“为政府之爪牙，刮取民脂民膏以自肥，残苛待民以为晋身之阶，暴横或更胜满人，实该杀也”。
显然，相对于复兴会的理智，陶成章提倡“为我仇者，不仅满帝一人，凡满洲人皆为我仇也”，则已经在“反满排满”问题上走得太远了。
志同道不合，即便现在勉强加入，日后的分裂也是可以预见的。所以，陈文强听了蔡元培的讲述，虽觉有些遗憾，却也没有太大的失落。而对宋教仁，陈文强则觉得可能是自己最得力的臂助。
“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希望复兴会能打造出一位有关革命理论方面的权威、导师，或者组成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本涵盖了宪法、宪政、法律条文等在内，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具有的大多特征的理论性书籍。”陈文强思索着缓缓说道：“到目前为止。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部分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肤浅的阶段，先干了再说，更是一种通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而陈文强却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世人面前描绘出了一个宪政国家的形象，指出建立宪政国家的大概方案。并且将把这个宪政国家要采取的针对社会各阶层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一一列举出来，针对商人的有《商法》。针对工人的有《劳动法》。针对农民的有《土地法》，针对士兵的有《兵役法》，针对学生的有《教育法》………
“说到底，革命是要改变不公、黑暗的现状，并且对大多数人都将是有益的，这便是我要向世人阐述的主要内容。”陈文强讲解完毕，总结道：“我觉得，只这样清楚明白地让别人了解革命是关系到自身的好事。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才会对我们要进行的革命放心，才会支持并拥护我们的革命行动。”
“这恐怕是一个相当洁繁的工作。”蔡元培思索着说道：“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没有几年的工夫——”
“世界各国有很多成法可以借鉴参考，我倒觉得困难之处是在如何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至于修改完善，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况且，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欢迎他们来讨论，来畅所欲言嘛！”
“这倒是个办法。”宋教仁一直在思索，此时点头赞同道：“口口声声喊着建立民国，这个民国到底是怎样的呢？历史上多有造反，或者称之为革命，但变的始终是朝代，是政权的名称，是社会的皮毛，不变的是封建社会的黑暗、压迫、和不公。如果将来人民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换了‘民国’这一标牌而有所提高，那咱们呼吁的革命也就失去了本意。”
“果然有学问，说得就是比我好。”陈文强伸手一指，大加赞赏。
“嗯，让大多数人都看到革命的好处，期待革命的成功，也就有了参与的热情，文强的意思我明白了。”蔡元培露出了笑容。
“对，大家都参与。”陈文强笑得畅快，“学生，工人，农民，商人，士兵，还有你们这些大学问家，都掺和革命，那才热闹不是。”
“热闹？”宋教仁对陈文强用的这个字眼感到新鲜，又有些好笑。
“你们嫌不雅，用别的词语也行。”陈文强笑着起身，“复兴会正在筹划的大事估计你都知道了，如果没意见，咱们就继续干下去。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外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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