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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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放眼全国，确实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对革命军构成威胁。当然，如果清廷调集南方的全部新军，也同样能拼凑出一支能与革命军作战的部队，但这也只是从人数和装备上考虑。

战争从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数字游戏，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从这方面来说，南方其他地方的新军。或者北洋军南下，革命军作战倒还有主场作战的优势。气候、水土、地形、地势等都对革命有利，远道而来的新军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如果能在西南重挫敌人，对以后的革命形势将有很大的影响。或许——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契机，为革命的和平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陈文强一贯以来的革命思路，哪怕暂时妥协退让。也尽量避免大规模内战，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相对和平的国家建设，这倒也不失为一个策略。

使敌人知道革命军的厉害和强大，日后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没有实力，谁会与你讨价还价，直接就用武力扫平了。

胜算很大呀！陈文强盘算着革命军现在的实力，以及吴禄贞和他手中的兵马，如果不超过两镇北洋军，革命军完全能够抵挡；如果超过两镇。那就需要他和吴禄贞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北洋军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嘴角上翘，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虽然不必过于担心清军的再度来攻，但陈文强还是要为革命军的强大再出些力。革命军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火炮数量少。这在与旧式清军和同样火炮不多的湖北新军作战时还看不太出来，但要与北洋军较量，就必须要加以弥补了。

本来陈文强还有些担心给革命军补充得太快，容易招致怀疑。但现在他的势力已经稳固。又有办法进行遮掩，管清廷信不信呢。反正目前肯定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作为地方实力派，陈文强能走到这一步，也全是清廷自己的失算，或者说是迫不得己的道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放松财权的举措使得地方要员成了既得利益者，清政府后来虽几经努力。但再难回收此权。

而洋务运动得以开展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便是由于清廷原有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当时，实际操办洋务的还是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掌扛起洋务运动的大旗，除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外。还因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的极度扩张，中央权力的下移使得拥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更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

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迹象已经日益显现，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围绕着厘金、税赋、关税、军费等等，当中央政府的举措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时，这样的冲突便显得激烈起来。

而借着西南战事的影响，陈文强紧抓住兵权，还不断地招兵买马，虽然不是督抚，却架空、挟制了总督袁树勋，对清廷的态度也是最跋扈的一个。不仅如此，他的势力还在湘、鄂两省施加着影响，借着编练新军，是越来越大。

但陈文强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还有很大不同，区别就在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

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到了庚子事变时，这种态度和行为愈演愈烈，终于摆到了明面。

…………（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九章深谋，革命成功的第一条件

陈文强固然是地方实力派，但他的眼光，以及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全国。所以，他看似在为两广的利益而与朝廷分庭抗礼，还与洋人开战、交涉，但从实质上来看，他所争的还是国家利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鸿章便是参不透这个道理，想死保北洋集团的利益，消极畏战，却还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非但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还留下身后的骂名。

其实这也是眼光长短、思路宽窄的问题，也与社会制度和所受教育类型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现在陈文强所掌握的两大军工企业——崖州兵工厂和郴州兵工厂，对南方编练中的新军都供应着武器。这似乎是为革命军增添着阻力，但反过来不也是强大着国家的武力？

而且，通过这两大兵工厂，陈文强进一步攫取着清廷的关税和财政调拔，并使军工制造产生了经济效益，呈现出良性的发展。

通常来说，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也就无法产生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当时中国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由淮军军费中下拨。

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崖州、郴州两大兵工厂由于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拔款，便由陈文强截留地方经费，比如厘金、盐税等进行补贴。同时，按照陆军部编练新军的谕令。南方新军的制式枪械定为毛瑟步枪，定由崖州、郴州兵工厂生产制造。陈文强便依此为出厂枪枝定价，要求各地出资购买，一手钱一手货，银货两讫。

敢于违反惯例，自然是有所凭恃。通过聘请德国技术专家。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督和节约成本，更因为所需材料的自给，两大兵工厂所生产制造的枪枝弹药在价格上已经略低于进口货，有资格与洋货展开争夺。

既然在价格和质量上没有劣势，再加上运输路程短，供货时间快，采购国产货便成为了编练新军的首选。各地由于资金问题自然要同陈文强商讨优惠或是分期、延期付款，陈文强便以此为由。上奏朝廷，陈说工厂困难，要求享受江南、金陵等制造局的待遇，得到关税补助，以使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堂而皇之的理由，西南战事对于编练新军的迫切，使清廷终于准奏，广东海关洋税两成作为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开支。朝廷向工厂派驻监督，编练新军所需枪枝弹药一律半价供给。余款分四期两年内结清。

看起来海关关税依然掌握在清廷手中，但关税支撑起两大兵工厂的常年经费后，因为工厂牢牢掌控在陈文强手中，这便等于间接地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下放给了他。

而武器弹药的供应也逐渐掌握到了陈文强的手中，这从长远来看，对于革命军的胜利便是一个可靠的保障。因为陈文强对新军的弹药供应是限量的。是计算着分批供应的。一旦开战，他可以立即掐断敌对新军的弹药，使其不战而败。

就是在这看似双赢的妥协中，清廷因为分期付款而使财政稍有缓解，使南方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得以展开；陈文强则为两个工厂争取到了中央财政补贴。并间接拥有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事情，更深远的谋划和策略又有几个人知道并洞悉呢？

革命大发动的时间离陈文强的预计是越来越近了，谋划、布局也在全面展开，几个关键条件也即将一一实现。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彬州至韶关段，也就是粤汉铁路的最后一段工程竣工，标志着粤汉铁路的全面通车。

作为工程难点、重点的郴韶段，能够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修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先进管理、科学施工、人海战术、承包竞争、机械力量等等，都不可或缺。同时，也打破了洋人的权威，使中国的铁路专家凌鸿勋得以扬名中外。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英国便曾经在乐昌至郴州间作过多次测量，并提出过“柏生氏线”、“威廉氏线”和“狄氏路线”等方案，但都因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而未能定案。

而凌鸿勋经过现场的多次勘探，最终否定了英国人的固有思路，确定绕开险峻的大瑶山，绕着武水河谷一路蜿蜒，然后再笔直南下的方案。

因为越岭公路当时尚未修通，施工运料十分困难，而线路要五次跨过白沙水。凌鸿勋又决定就地取材，在同一时间修筑五座石拱桥，其跨径各为四十米，属当时国内最长的，号称“五大拱桥”。

按照凌鸿勋的方案，原来由英国人勘测需建的七十多座隧道减为十六座，施工难度大大降低，工期因此而大大缩短。

凌鸿勋在郴韶段施工中打破了洋人的权威、立了大功，而在整个粤汉铁路的修筑中，最居功至伟的除了陈文强，还能有谁？

如果不是他组建铁路巡警，用各种手段保障工程不被阻挠耽搁；如果不是他长袖善舞、筹措资金，粤汉铁路只能重蹈历史旧辙，修修停停，二三十年才告贯通；如果不是他大胆聘请德美专家和施工队伍，并大量购买先进机械，工程进度又岂能如此之快；如果不是他凭影响和金钱，先后召集百万民工参与建设，工业文明的产物——铁路，又怎能如此迅速地“埋葬”千年骡马商旅行经过的“楚粤孔道”？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章大举南下，密商对策

没铁路前，湘南丰富的矿产、物产南下粤广，大都循波光粼粼的白沙河走水路。

水路悠长。铁路通车后，人们自然舍舟登陆，对湖南的影响最大。山里的矿石、山货等，将由铁路源源不断运往粤广，铁路沿途的村镇也将形成繁华的集市。

可以说，地理距离的骤然变短，将改变湖南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也将改变湖南的地缘经济。

铁轨交达处，商务、实业将会活力迸发。工况企业将拔地而起，这条铁路更象一条汩汩流动的血管，滋养地处内陆腹地的湖南近代工业迅速发展。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陈文强更欣慰的是粤汉铁路的军事价值，对他所设想的革命方略更有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两广至武汉，军队和武器装备能够依托铁路而实现快速调动，迅速地将革命推向中国的腹心地带，甚至直捣中原。

当然，反过来看，清军也能借铁路实行快捷的调动，镇压西南革命党似乎有了更方便的条件。

而清廷也确实是这样想的。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的消息不仅被报纸媒体大肆报导，被当成中国人在吃苦耐劳、头脑智慧等方面不逊西人的证明；清廷也大加赞赏，最大的功臣陈文强自然又是官途坦荡。

可惜，一个邮传部尚书的肥缺依然无法打动陈文强，就是不入京城，不入中枢，这令清廷也十分无奈，只能再加虚衔。为了分薄陈文强的实权，清廷又想重设广东巡抚一职，把陈文强的势力限制在广东省。同样，这也没有得逞。陈文强软硬不吃，紧抓住已经赋予他的湘、鄂、粤三省的实权不放。

你想硬来，那老子就甩挑子不干了。不仅是老子不干了，还有老子的武装警察，老子的铁杆——陆路提督吴禄贞，统统不干了。编练新军。你们另请高明，缺粮缺饷，老子倒看你们怎么安抚？

虽然没有撕破脸皮地如此叫嚣，但陈文强就是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通过张之洞等人转达得委婉一些罢了。

西南革命军正是势力大张的时候，清廷不仅害怕陈文强和吴禄贞一怒放水，更怕他们反水。陈文强是跋扈了些，但人家和吴禄贞在编练新军和抵挡革党还是很卖力气的，东线不是一直比较稳定吗！而陆路提督吴禄贞还颇有心得体会。什么“深沟壁垒、固若金汤”等词语，在奏折上是经常见到。

正因如此，清廷对于陈文强的跋扈也只能先捏着鼻子认了。而对于如何利用粤汉铁路来镇压革党，又提上了日程。经过各方的商议、争论，以及最后的妥协，终于确定了抽调北洋军一镇南下，与湖北新军第八镇会合，共同剿灭西南革党。

等到西南革党平定。清廷觉得有两镇新军便足以压制陈文强，到时候如何处置。主动权可就掌握在清廷手中了。

计划得很好，但清廷最大的失策便是没有想到陈文强、吴禄贞与革党是一家。北洋军和第八镇南下，看似气势汹汹，但却先行落了下风。

山雨欲来风满楼。

清廷调兵的命令一下，军队尚未行动，陈文强和西南军政府便得到了消息。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置。

若说对清军的大举围攻没有心理准备，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在起事前，就有这样的预计。但现在要面对不同于旧军的部队，而且是两镇人马，便由不得不如临大敌。万般谨慎了。

但此时迎战敌人，对革命军还是有利的。

首先是清廷在革命军起事之初，总是寄希望于就近的兵力便能镇压成功，从而给了革命军发展壮大的机会；后来又不断增兵，其实还是以邻近省份的军队，且是旧军为主。这不仅给了革命军招兵买马、攻城掠地的机会，更使革命军增长了实战经验，锻炼了军官和士兵。

其次便是天时、地利；在西南之地作战，气候、环境、地形、地势都是外军所并不适应的，尤其是北方军队，在湿热的丛林、山地作战，战斗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从时间上看，再有两个多月又到了雨季，作战对外军来说更为不利。

最后的因素也很关键，便是陈文强和吴禄贞这两个潜伏于体制内的“无间道”了。此次清军南下征战，清廷已经谕令由郴州、崖州兵工厂提供武器弹药等物资。为了保障供应，清廷给了陈文强关税的三成作为预付款，这不仅让陈文强捞了一笔，更掐住了清军的物资供应。

这还只是其一，如果迫不得已，陈文强和吴禄贞还准备易帜配合革命军，一举歼灭南下清军，然后迅即北上，陈兵武汉三镇，与清廷作最后的摊牌较量。

陈文强亲自出席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并乘坐火车由韶关至郴州，又到长沙走了一圈，作了一番布置之后，便又赶回广东，在高州与吴禄贞等人进行了密商。

“马上要结婚了，也闲不下来呀！”吴禄贞一见面便调侃道：“恐怕我是抽不出身去参加婚礼了，趁这机会就把礼金先给你。”

“少了我可会骂你小气。”陈文强笑着与其他几个军官打着招呼，这些军官或是从琼州便开始追随革命，或是光复会、同盟会、复兴会的成员，且经过了陈文强的暗中考察，忠诚是不用怀疑的，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全都知道陈文强的真实身份。

“你是大富豪，我拿得再多你也看不上眼哪！”吴禄贞伸手请陈文强坐下，沉吟了一下，说道：“从崖州兵工厂又向西南运去了一百门火炮，炮兵呢，从崖州和我这里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