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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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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清外务部发出抗议照会,硬说“二辰丸”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因此不是走私船);该船并未在中国领海卸货(该地属澳葡领海)。反诬清政府越境截捕商船,“显示违约,举动野蛮”,要求清政府“速放该船,交还国旗,严罚所有非法之官员,并陈谢此案办理不善之意,以儆效尤”。
葡公使柏德罗也于十七日照会清廷外交部,指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
最初,中国主张“二辰丸案”由中日双方按照海关章程进行审理,但日方断然拒绝。其后,清廷外务部又通知日本公使,拟请英国舰队司令对此案进行“公断”,也遭到日方的拒绝。
面对日本和葡国的外交压力,清廷一再让步。
二十一日,清外务部照会日本公使,对“二辰丸”上日本国旗被中国士兵扯下一事表示歉意,并答应“将办事失当之员弁加以惩戒”。但是,日方仍不肯罢休。二十三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向外务部提出解决该案的五项要求:一、立即放回二辰丸;二、在放还二辰丸时,中国兵舰鸣炮示歉;三、扣留的军火由中国购买,货价为两万四千日元;四、处置对扣留二辰丸负有责任的官员;五、赔偿此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林权助声称,只有全部答应这5项要求,二辰丸案才能和平了结。
终于,清廷于二十六日表示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条款。(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九章迅猛的抵日运动
自一九零一年以来,孙w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便屡屡在黑龙会的协助下,在日本购买军火私运回国以资反清起义。
在清廷交涉下,美英法等国家和清廷达成谅解,约束本国商人不得私售军械给中国非官方人士和组织。但是日本军方(参本二部)却一直暗中支持黑龙会帮助同盟会购买武器,为此清廷一直盯着日本商社的行动。所以,“二辰丸”号被查获,并不意外。
而对于清廷的软弱无能,陈文强也有着心理准备。畏洋如虎,且无才略胆识。如果仔细对案件进行调查,利用国际法的相关有利条文,进行反驳,即便因弱国地位而不能成功,亦可以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令其他国家有不一样的观感和印象。
相反,清廷在外国的威吓下,一再退让,不但自招其辱,还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而“二辰丸”号案件,可不仅仅是查获走私船那么简单。对日本的无理要挟全部照办,除了涉及到国家颜面、民族自尊外,还留下了更大的隐患,那就是澳门的划界问题。如果“二辰丸”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日本人如意,那便是变相地承认了所处海域、地区是属于澳门,所领沿海权是属于葡萄牙。
影响是不利且长远的,陈文强和智囊分析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但他一直没有出手,只是关注,只是四下联络、暗中布置。
等到清政府竟然全部接受日本方面的五项无理要求,九洲洋海面的清军水师军舰按日本提出的条款,在九洲洋释放日商船“二辰丸”号,并鸣炮二十一响,向“二辰丸”号致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引为大耻的时候。陈文强出手了。
粤商自治会率先发难,举行数万人大会,定当日为“国耻日”,当场烧毁日货。并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运动。三日内,上海总商会、汉口商会、香港华商会、南洋华商总会等纷纷响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运动的发起是如此迅猛,如此广泛,甚至在上海和汉口,力度更要超过初发地广州。
首先是上海的旅沪华人公会发出号召,码头工人拒绝搬运、装载日籍船只的货物;然后是汉口、宁波,广东南海县搬运工数百人,拒绝装卸日船运来之煤,则开粤省全面抵制之先河。
由口岸至内地,抵制运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蔓延。其中尤以沪、湘、鄂、粤最为积极而热情。
而香港华人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报纸在报道“二辰丸事件”消息后,还发表了反日言论。于是,香港华人纷纷而起,参与到抵制日货运动中,捣毁出售货的商店,包围西环贮藏日货的仓库。这是香港人民掀起的首次反日爱国运动。
南洋华商总会则联络爪哇、吉隆波、河内、坤甸等分会,积极参加抵制运动。并通过报纸号召南洋华人,拒买日货。拒销日货,拒为日人服务……
“……抵制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工商实业者的老练、成熟的武器。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现在轮到日本了。对抵制运动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爱国情绪的高涨,一方面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抵制运动都挤占了被抵制国家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取而代之的不是中国工厂生产制造的,便是其他国家的……”
“非暴力地抵制运动,显然不易为被抵制国家提供诉诸武力的借口;而这种民间自发的运动,官方的制止又作用不大。至于其他列强。会很明智地置身事外,甚至会故意在中国制造反日情绪,排挤日本势力,以收渔人之利……”
“中国的工商实业群体正在壮大,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团结。而抵制运动似乎正迅速赢得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广泛支持。能够造成这样的声势,没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周密筹划、宣传鼓动,是不可能的……”
“抵制日货运动本来应该是广东一地,但上海和汉口却后来居上,并在湘鄂内地迅速掀起,这样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的猜测,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成制药厂、凤翔纺织制衣厂等陈文强所控制的产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从即日起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商业往来,产品和原料既不卖给日本,也不购买日本的任何商品。
在抵制之初,日本也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助权强迫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但抵制日货运继续扩大,日本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又向清廷外务部“抗议”,还要求清廷索偿“二辰丸”案赔款二十一万元。
等到抵制运动在国内、海外迅速蔓延,国人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民情愤激的情况下,日本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日本的稍许退让,并没有影响抵制运动的广泛和深入。不到一个月,仅广州口岸日货进口已减少近五百万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地方,以及香港、南洋,日本的商品输出下降总额近两千六百万元。
而作为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策划者、鼓动推进者,陈文强终于要结束湘鄂之行,向张之洞辞别了。
“文强啊,凡事要适可而止,把日本人得罪死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张之洞不无担心地提醒道:“上海、汉口,再有湘鄂粤,抵制运动最是激烈。你是不是还命令铁路巡警,在铁路沿线城镇的商铺,以及携日货乘车之旅客,加收抵日厘金?还有报纸上的公告,可就把你的主谋身份都暴露了。”
“多谢大人提醒。”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其实这抵日运动,下官早已想掀起,只是缺乏借口。现在可是日本人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就算日本人知道下官积极倡导并推行,那又能怎样?他们不妥协让步,抵日运动就没有期限,哪怕只剩下我一家在抵制。何况,二辰丸案如此了结,还影响到澳门勘界,隐患极大,不可不虑啊!”
“这些你都给本部堂讲过,本部堂也深以为然。”张之洞苦笑了一下,说道:“可事情未必要做得如此绝决,特别是你,也未必要表现得如此积极,如此抢眼嘛!”
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大人也知道是下官联络的上海商会同仁,以及南洋华商总会,若只说不做,又如何号召众人?”
张之洞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算了,此事本部堂是管不了,你也不是少谋之人,本部堂相信你自有办法。你急着启程回粤,本部堂也不留你,反正诸项安排都已妥当,在湖南,怕是没人能撼动你了。”
虽然陈文强的要求并没有被张之洞全部答应,但产业搬迁调整,再加上张之洞也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陈文强在湖南的势力算是稳固了。不仅仅是拿到了巡警道一职,还有劝业道、湘省警备军总办、湘省铁路督办、湘省厘金局总办,再加上湖广新军编练处帮办,也算是位多权重了。
总而言之,陈文强的大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尽管张之洞在各个部门也掺杂了很多亲信,但陈文强却并不怎么担心他们的牵制和监视。
因为张之洞的离任,固然使陈文强在湖广两省少了一个可靠的倚助,多了一个陌生的上司;但没有了张之洞坐镇,陈文强同样可以逐渐地把手下的不可靠分子清除或调离。
而陈文强退缩湖南,既稳妥,又避免了与坐镇武昌的新总督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张之洞还召集了不少门人故吏,包括第八镇统制张彪,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等,与陈文强一起宴饮联欢,拉近了众人的关系,以便日后多多照应。也就是说,在湖北,在新总督的左右,也有为陈文强说话,并支持他的文官武将。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排除了个人实力的说法。张之洞所说并不过分,把住了新军大部分的粮饷筹措,控制着新军的武器弹药,手中又有巡警和名义上的警备军,陈文强在湖南的地位确实是稳固的。
“大人苦心栽培,文强莫齿难忘。”陈文强颇有些动情地起身深深一揖,迟疑了一下,才沉声说道:“大人可能还不知道文强急于返粤的原因,实在是澳葡似有异动,文强不得不赶回去坐镇。西南暴乱,广东军队几被抽调一空,维护治安、抵御外侮就只能指望下官所统领的警察了。”
张之洞不由一惊,盯着陈文强半晌,皱起眉头,问道:“澳葡异动,可是要动兵开战?西南暴乱尚未平息,又与洋人冲突,恐怕不是善策,你可要谨慎小心,不可孟浪行事啊!”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章返粤布置
真的要与澳葡开战吗?陈文强并没有十分确定,但他必须做好准备。
在广东,袁树勋比张人骏要软弱,唯朝廷之命是从,惧怕洋人,更惧怕由此影响他的前程;李准,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下不敢造次;吴禄贞在两广交界处领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粤。
这样一来,能与澳葡一战的只剩下了陈文强的武装警察。这还只能应付陆上的战斗,如果需要水师配合,他不到场,李准也不会听他调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实现扩张,那陈文强便只能以牙还牙。尽管他安抚了张之洞,保证不轻举妄动,但实际上,陈文强已经发出电报,命令广东的武装警察秘密集结。
葡萄牙,一个欧洲的三流小国,远隔万里,能派出多少人马远征?就凭在澳门的那两三艘称不上船坚炮利的军舰,就凭澳门那不到一千的驻军,要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大清国的对手。但历史上的澳葡就是凭这么点微薄的武力,却制造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抵御外侮,满清是太软弱无能了。陈文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朝廷彻底丧失信心。
凭一己之力与澳葡开战,陈文强当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谋划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便是他是革命党,他与西南革命军暗通款曲,这样他便能调动吴禄贞手下的人马,而不用担心革命军趁机来攻。
当然,没有人知道陈文强的通盘打算,也不明白与澳葡打一仗,对陈文强有着怎样有利的作用。
一个强势的人物。不仅仅是官职众多,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名望才能,还有着敢于迎战的勇气和魄力。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强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陈文强与另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袁世凯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袁世凯的官位是比陈文强要高。势力也要大,但他在制度下却依然是清廷可以随时废弃、甚至处死的卑微臣子;陈文强呢,却远离朝廷中枢,在琼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广东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清廷想处置他,谈何容易?
换句话说,陈文强再加上吴禄贞,在西南革命军的威胁下。是清廷不敢轻易触动的地方实力派。袁世凯能明升暗降,调入中枢;张之洞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广总督;陈文强呢,却可以奉召而不至,领旨却不遵,清廷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陈文强还有一个要挟清廷的筹码,应该是百试百灵的。只不过他现在还不想用。很简单,他只要稍露出不满。稍稍表示要转投革命党,清廷便只能安抚,以稳定西南战事。
辞别了张之洞,陈文强便乘火车立即南下。在湖南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稍作停留,视察并安排产业和警备军的诸项事宜,然后才由水路进入广东。由韶关再乘车,风尘仆仆回到了广州。
……………
在日本的“抗议”下,清廷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日本驻广州领事也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抵日运动并不因官方的反对而终止。甚至范围还在扩大,民情依然激愤。
其时,抵日运动正越来越广泛、深入,早已经不是局限在广东,但两广同乡会最是热情,不仅仅是国内,海外粤籍华侨也积极响应,从南洋到美洲,华商不订日本货,华人不用日本货,以香港方面组织“振兴国货会”开始,国内各商埠、城市也纷纷成立类似团体,将抵日运动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陈文强回到广州,拜见了总督袁树勋,对其立场不表赞同,但也没说过激言语,模棱两可地应付了一番,便告辞而出。随后的日子里,他坐镇黄埔,一边继续暗中支持抵日运动,一边开始针对澳葡进行布置。
虽然作了打的心理准备,但军事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陈文强与智囊所制定的是“军事与商业并举”的掣驭澳门的方案。
在军事方面,陈文强以武装警察接管了北山岭的湾仔炮台,并进行加强,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对各隘口亦加派军队驻扎;在商业方面,陈文强则以劝业道的官职名分,鼓励和支持华商加强香洲埠建设,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迁其它地方开业,以抵制澳门商务。
香洲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东水连香港,南接壤澳门,背倚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陈文强公布的优惠政策,比如免官税三年;在香洲建厂所生产的商品在粤、桂、湘减免厘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盖房、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排污、通排洪、平整土地)达一定额度者可直入选“香洲”管理委员会,除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务全部交由管理委员会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总之,香洲与后世的经济特区比较相似,比当时上海的城厢自治更加宽松。而陈文强在此时推出诸项优惠政策,一是为了抑制澳葡商业,其次则是为了欢迎受邀而来的南洋、美洲两大华商总会的诸位华商富豪。
外资和侨资,是陈文强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中以德资为主,因为陈文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侨资,对于陈文强来说,则是更感安全可靠。
从南洋到美洲,这两大华侨最多的海外地区,能够建立华商总会,能够应陈文强的邀请回国考察、投资,并不只是陈文强一个人的影响,各地区的复兴会支部也得到总部命令,号召侨商回国参与建设,并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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