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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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国家积弱的无奈。”

“是啊！”黄景棠深有同感地慨叹一声，说道：“倒是陈兄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实业上都大有建树，说是压过洋人也不为过，可谓是大涨国人志气，大涨国家之威。”

“黄兄过奖了。”陈文强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人多力量大，兄弟这点小成就，还要靠同仁们多多捧场才是。说到抗议反对，我倒觉得象抵美运动那样，来场抵英运动的话，似乎更有声势。只凭英国人贩卖鸦x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不光是国人深受其害，连国际上，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再有去年朝廷颁布的禁烟上谕，不仅是名正言顺，还可能会得到官府的支持。”

鸦x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x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之举。

随着各方禁烟意识的不断增强，光绪于一九零六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二十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禁烟运动。

而鸦x片在远东地区大量的倾销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陈文强所说的国际同情，并不是随口乱说。

黄景棠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设想，但他对鸦x片之害是深恶痛绝的，何况抵制英货，或者说抵制所有洋货。对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毕竟在工商业的竞争领域，民族资本还处于弱势地位。

对于陈文强来说，禁绝鸦x片是他所希望的，抵制洋货也是有利可图的，拉德抑英更是他一直禀持的战略。

“我想——”黄景棠还是比较谨慎。沉吟着说道：“抵英运动未必要大张旗鼓，商界同仁私下串联，先付诸实施，再慢慢扩大，也能达到实际的效果吧？”

“这也是万全之道。”陈文强笑着表示赞同，“在这方面，兄弟倒是有些经验，或许可指点一二。”

“在上海，确实搞得不错。”黄景棠笑得畅快。拱手道：“那就有劳陈兄了。”

“客气了。”陈文强还礼，与黄景棠又谈了一些细节问题，便告辞而走。

…………

影响、吸引、拉拢、聚集……陈文强的实力越来越强，辐射的能量也越来越广。这未必是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势力，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编织起来的能尽量按照他的意图发挥作用的大网络。

陈文强在广州呆了一周的时间，按照他之前的电报通知，粤汉铁路湖南、湖北分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工厂企业都派来了经理或副经理。携带着资料前来汇报。而陈文强这个粤汉铁路巡警总办所保举、推荐的三个省的巡警坐办也赶来向他报告。

这就是摊子铺得太大的弊端，陈文强不可能事必躬亲。更不可能每次都要亲自去检查工作。抓大放小，作为一个领导，陈文强已经掌握了一些诀窍。再加上他的特殊能力，只要人在眼前，想有所欺瞒是很困难的。

从汇报上看，粤汉铁路要在五年内贯通是非常把握的。三年内就有很大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武长段（武汉至长沙）已经修筑过半，再有至多半年便能通车；长株线（长沙至株州）的勘测基本完成，设计确定后便要开工修筑。

统筹施工、分段包干、轮班倒换、人海战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陈文强又从德国采购了先进的开山、筑路等机械，速度还能大幅提升。虽然前期投资巨大。但早修完早收益，而且工程进度的不断提升，也为招资募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面改造完毕后汉阳铁厂，不仅钢铁质量稳定可靠，产量也大幅提升，产铁突破十万吨大关，产钢达到五万吨，除了供应国内各大铁路所需的钢轨和零件，以及湖北枪炮厂的原料外，上海厂矿、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南洋诸岛也纷纷来汉订货。

大冶铁厂的基础建设接近尾声，作为德国方投资的高炉已经运抵，预计两个月后便要投料试车，前景看好。

对这两个钢铁厂，陈文强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不仅是炼钢炼铁，还应该大力培养技术人才，并向机器制造业发展。他已经与德国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向更深层的工业化进军。

湖北枪炮厂的毛瑟步枪的生产制造已经平稳，日产百枝，子弹万余粒。如果实行昼夜两班倒，产量还可提升三分之二。陈文强指示枪枝生产照旧，子弹加班制造并囤积不售，剩余生产能力则投入到制造火炮及炮弹上。

三省的铁路巡警分局设立完成，巡警也基本招募完毕，这或许是唯一不能产生效益的产业。嗯，说产业还不准确。但陈文强将其归入各铁路公司，作为各铁路公司可恃的武力，他能够只拿一半资金来供养。

对此，各公司的董事、股东倒也没有太大的怨言，毕竟有铁路巡警在，他们就不太担心官府的刁难和压榨，不太害怕地方愚民对修筑铁路的阻挠和破坏。

从整体上看，各项产业的运行还是让陈文强很满意的。这与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照顾支持分不开，陈文强的知人善任也很重要，而与清廷的新政倒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当时清廷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等等。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

第一百九十七章猛烈展开，北上会袁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是的，没错。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所以，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强淡淡地一笑，说道：“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

津镇铁路，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铁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

但清政府与英、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津镇一路，北接畿甸，南贯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脉”，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事情由此搁置。

一九零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