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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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第一百一十五章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

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

在鲁讯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第二百一十六章在北平的是是非非

对于不能向国外介绍鲁讯的小说，林子轩颇为遗憾。≯≤∈

鲁讯的小说毕竟是新文学的代表，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独具一格，但世上的事情总不能事事如意，林子轩不是上帝。

何况，鲁讯的小说以后总会有人翻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且，林子轩觉得鲁讯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将来或许他也是鲁讯骂人黑名单上的常客。

就算没有林羽堂从中阻挠，这次的合作也不会顺利，是他太过一厢情愿了，低估了这个时代文人之间的立场问题。

在鲁讯的心目中，想必早已把他划分到了胡拾和徐至摩那一拨人的阵营之中。

以鲁讯的性格，没有当面指责他算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明白了这些，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在这个时代，立场和站队很重要。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没有了小说集《呐喊》，林子轩还是要争取把这套新文学丛书出版行。

郁达浮对林子轩愿意为他向西方推介自己的小说很是惊讶，毕竟创造社和林子轩有着不小的矛盾，他也曾在文章中指桑骂槐的讽刺过林子轩。

他说林子轩依仗着被西方人吹捧出来的名气，到国内就混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这么说其实是为了郭沫偌出气，也是为创造社鸣不平。

当初，郭沫偌的《女神》出版，这是创造社打响名头的第一炮，效果也很好，但因为新诗奠基人之争，导致创造社被各方打压，从而成就了林子轩。

创造社的成员认为若是没有林子轩，创造社一定会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而不是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所以。他们总是在文章中对林子轩冷嘲热讽。

林子轩没什么回应，但林子轩手下的平禁亚等人对创造社可不怎么客气，狠狠的反击过去，这只是创造社起的无数论战中的一场而已。

他们一贯是以攻击名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林子轩以为《沉沦》这部小说集是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痛苦和迷惘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他是从文学角度来选择作品，并不包括个人恩怨。

郁达浮为人很痛快，对于版税的要求不高，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

两人在北京大学里闲聊了一阵。觉竟然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郁达浮是一个较为率性的人，说难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好听点是没什么心机，有什么说什么，憎恶分明，带着书生意气。

林子轩的个性也不虚伪，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恩怨分明的人。

过去因为双方没什么来往交流。不怎么了解，此刻闲聊起来才觉得颇为投机。

郁达浮解释了过去的误会，其实也不算是误会，就是一场文坛上的论战而已，他倒是想化解林子轩和郭沫偌之间的矛盾。

林子轩笑了笑，恐怕郭沫偌对他的成见很深，不容易化解。

果不其然，两人分开后，郁达浮当夜便给远在日本的郭沫偌写了封信，讲述了和林子轩的见面。并说林子轩为人不错，早年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

郭沫偌回信说，他们和林子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绝不接受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

他这话就有讽刺的意味了。以为林子轩为郁达浮在国外出版小说，所以郁达浮才为林子轩说好话，是接受了林子轩的好处。

回到日本后，为了生计，郭沫偌开始翻译日本作家河尚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系统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林子轩还去见了在北平的张痕水。这可是万象书局重点培养的作家，他一直催促张痕水写作长篇小说，为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

在三月份，张痕水终于决定写长篇小说了，叫做《春明外史》。

不过这篇小说会同时在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和北平的《世界晚报》的副刊上连载，因为张痕水就在《世界晚报》做编辑。

《世界晚报》是成社我在1924年创办的一家小报，张痕水和他关系不错。

当初，张痕水刚来北平，结识了《益世报》的编辑成社我，经由成社舍的推荐，张痕水成为了《益世报》的助理编辑。

在北平的这几年他一直和成社我一起工作，可以说是知交。

成社我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创办的《世界晚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的功能，深受欢迎。

当然，他的吝啬也是极为出名。

以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为例，林子轩开出的价格是千字六元，而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只有千字三元。

林子轩想要劝说张痕水专职写作，薪酬不用担心，却被张痕水婉拒了。

《世界晚报》刚刚打开销路，他是一个讲究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成社我帮助过他，他不能就此离去，这就是做人。

林子轩也希望和这样的人合作，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平，林子轩虽然不如泰戈尔那样忙碌，但也有很多的安排。

他和新月社的成员会面，谈论了一番诗歌，在徐至摩的引荐下，和梁启朝见了一面。

林子轩的旧学功底一般，和梁启朝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听了一番教训。

在胡拾的引荐下，他和蔡元赔聊了聊《红楼梦》，在现在的红学界，也就是以他们三人的成就最高，只是后来林子轩不怎么谈论《红楼梦》了。

三人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怎么争辩，只是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还有王国唯和俞平波等北大的红学研究家，可谓是大师云集。

在这些大师面前，林子轩极为低调和谦逊。

好在他曾经为了讲课好好的研究了《红楼梦》，并没有出现纰漏，一些后世的观点较为新颖，能给红学研究打开思路。

此时蔡元赔因为反对北洋军阀的暴行而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过没有得到批准，所以他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蔡元赔的邀请下，林子轩要在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

第二百一十七章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