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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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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浸透着主人公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正是这通篇的哀愁让整个故事与众不同，让读者受到感染，并深深的沉浸其中。
《雪国》的篇幅不长，日本女人看的很慢，当她看完之后，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里堵得慌，想要流泪，却又流不出。
就是那种哀伤，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不是心如刀绞的苦痛，而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着落。
她甚至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往昔徒然空消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她才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想要放下小说，却又有些放不下。
第一百七十三章在牯岭
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
第一百七十四章如何创作小说
作为新文学领域的两员主将，鲁讯和周作仁在倡导和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鲁讯固然是新文学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让，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他在鲁讯身旁摇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学发展的前期，他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旧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
两人的决裂若说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
新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无数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贡献大一些，有些人则贡献的较少。
准确的说，这次兄弟两人的绝交对新文学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影响不大，关键是对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都是渐行渐远。
数年后，这种情形愈发的明显。
鲁讯开始接触苏联文学，追求进步，逐渐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周作仁则陆续的写一些清谈的小品文，只谈人生和哲理，远离政治。
他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情怀。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鲁讯的杂文和周作仁的小品文都是一绝。
鲁讯的杂文自不必说，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毫不留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周作仁的小品文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自有一种亲切、通达的风致。
在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可以说，在文学造诣上两人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没有人知道两人绝交的原因，当事人日后也没有做出说明。
后世不少人从生活琐事和金钱上，甚至是女人方面分析其中隐藏的内幕，大多都不靠谱。
继续寻找原因有些无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假设。
假设两人没有闹僵，在鲁讯的影响下，周作仁会不会走上和鲁讯同样的道路，会不会改变两人今后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写新文学的历史。
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猜想到中国文坛损失了什么。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他们还是闹翻了。
到了八月份，鲁讯从八道湾胡同11号搬了出去，住到了砖塔胡同61号。
远在庐山的林子轩知道鲁讯和周作仁两兄弟绝交的事情，但对于具体的日期不太清楚，就算他清楚也不会掺和进去，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他和周氏兄弟是有交情，可交情没有深厚到可以插手别人家事的地步。
度假中的林子轩也有着小烦恼，那就是赛珍珠会时不时的和他探讨文学写作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赛珍珠对自己的写作能力还不太自信，特别是在驾驭长篇小说上，比较盲目。
林子轩写过将近百万字的《乱世佳人》，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品，在现在的赛珍珠面前，那就是大师级的存在。
所以，她是带着求教的心态和林子轩谈论写作的。
林子轩对于能够指导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颇有成就感，但这不是在上海大学给学生上写作课，随便忽悠就成了。
他和赛珍珠有时候会探讨到很深入的问题，比如各种小说流派和各种写作方法，以及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掌控等等问题。
林子轩觉得自己储存的那点知识快被赛珍珠给榨干了。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解脱的法子。
光是讲理论没有用，要真刀真枪的实干才行。
他决定写一本小说，让赛珍珠看看小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他们可以通过这部小说来探讨如何创作，林子轩会在写作的过程进行讲解，这样更为直观，也更有说服力。
赛珍珠对此自然欢迎，能够亲眼看到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对她会很有启发。
她非常感谢林子轩让她参与其中，因为这种事情并不常见。
一般而言，创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作家需要极为安静的环境，慢慢的创作，否则很容易被打断灵感。
林子轩这样做就是在毫无保留的向她传授写作技巧，按照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这就相当于师傅授徒了。
当然，在文学创作上面，林子轩的确算是她的导师了。
“小说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像是象征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等，各有特色，每位作家也有各自的创作风格。”林子轩讲述道，“不过创作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尝试新的写作方式，前提是你能把新的东西融入到你自己的风格之中。”
“我和英国的一些作家通过信，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我探讨了意识流小说，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部小说我会借鉴一些意识流小说的写法。”林子轩解释道。
这种随口说出来的消息让赛珍珠颇为震惊。
她喜好文学，自然知道在英国极有影响力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弗吉尼亚伍尔芙也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
她没想到林子轩和英国文学界联系的如此紧密，伍尔芙可是英国文学界的核心人物。
瞬间，林子轩在她心中的地位从中国文坛上升到了世界文坛。
这并不是林子轩的本意，他只是为自己即将写出来的小说找一个理由而已。
这本小说虽然不是意识流小说，却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技巧。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我的英文不好，只能用中文写作，你愿不愿意翻译出来，寄到美国出版，我们分享版税。”林子轩提议道。
赛珍珠没有拒绝的理由，这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创作的过程，就当是一次写作预演了。
林子轩要写的小说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将是一部能够巩固他在西方文坛地位的经典之作。
第一百七十五章迷惘的一代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名中国人，想要在美国媒体上获得长久的关注度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说是美国的主流报纸，就算是在文学类刊物上，也不会只围着一部小说打转。
美国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大事，美国文坛每天都有新的书籍出版。
林子轩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因为《乱世佳人》引起的风潮早已落幕。
当然，由于《乱世佳人》的畅销，还是会有人谈论这部小说，只是不会作为新闻热点了，仅仅偶尔出现在一些评论性的文学杂志上。
彼得逊律师写信给林子轩介绍了美国的情况。
林子轩在美国读者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读者是善忘的，想要维持在美国文坛的热度，就要不间断的推出新作品。
这也是林子轩的打算。
他要用新的小说不断的巩固自己在西方文坛的地位，直到让别人再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并不是最佳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才是真正符合20年代美国社会的小说。
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史称“喧嚣年代”。
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到美国经济大溃败之前的1929年这10年。
在这十年间，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给不少美国人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舒适。
地产交易、股票市场特别活跃，一些投机家在这类赌博性行业中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在社会上，财富的多少成了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人们开始了盲目地赚钱，赚“快”钱，赚更多的钱；追逐变富裕，变得更富裕……
同时，美国的享乐主义、斯宾塞的进化论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大行其道。
传统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所推崇的“勤劳节俭”等思想，逐渐被追求个人财富、享受物质生活等消费享乐主义所取代。
在这种背景下，1925年，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从而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也因此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
20年代初，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迷惘的一代”从此成为这批虽无纲领和组织但有相同的创作倾向的作家的称谓。
所谓“迷惘”，是指他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
代表作家有海明威、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菲兹杰拉德，艾略特和肯明斯等。
这些作家中大多数人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场上，他们目睹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经历了战争的折磨，了解到普通士兵中的厌战情绪。
大战结束后，他们不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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