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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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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不停的篡改过去，使之符合现实的需要。
托洛茨基就揭露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文件的篡改，斯大林为了让自己的履历完美无缺。没有任何错误，把以前的书籍和会议记录全都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文本成了苏联的历史。
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
这位主人公对这种生活不怎么满意，于是他决定写日记。
在大洋国，是不准写日记的，因为写日记代表着你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思想。
主人公冒着被思想警察抓捕的危险偷偷的写日记，日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打倒老大哥！”
他的这种想法无疑非常危险。
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美丽、性感，满嘴粗话也显得自然而健康，富有曲线的身体充满了生命力的女人。
他们开始了一段秘密交往。
但在大洋国，这是不被允许的，个人之间不容有任何私人感情、抑或过有激情的生活。
你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不属于阶级，只属于老大哥。
婚姻的唯一目标是为了生儿育女，以便更好地为老大哥服务。
主人公渴望得到一次爱情，心灵需要慰藉，于是，他们逃离老大哥的监视，一次次的冒着生命危险约会。
结果自然是被思想警察发现，经受严刑拷打。
在极端恐怖的刑讯之下，两人都背离了当初的誓言，出卖了对方。
他们放弃了自由的意志，选择继续热爱老大哥，然后被警察杀掉了。
相应的，大洋国的真理部会抹去主人公曾经的一切记录，他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1984》讲的就是在极权统治下一段短暂的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眼熟，和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情节类似。
包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部小说都描述了在未来的世界里，主人公和整个世界抗争，但最终失败的故事。
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
与其相对应的是乌托邦，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意思是“空想的国家”。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
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自从乌托邦这个概念产生以来，有不少人进行过类似的社会实践。
在中国古代，最具有乌托邦精神的人物非王莽莫属。
王莽当了皇帝之后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他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然后把土地重新分配。
他还要废除奴隶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
他甚至实行了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物价，征收所得税，实行专卖制度。
所以，后世不少人都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只是因为太心急实现社会主义，不小心被土著干掉了而已。
第三百三十一章不合时宜的思想
《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禁书，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
第三百三十二章千古大案
这次的争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口舌之争。
林子轩拿出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报道，他们会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诬陷。
即便林子轩找到苏联的学者证明高尔基的确写过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也不会被当成证据，或许会说是林子轩找来的托。
而且，高尔基在苏联发表文章的报纸和书籍早已被禁掉，根本找不到。
除非是高尔基本人站出来承认他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恐怕那些人才会相信，当然也可能说这个高尔基是冒充的。
反正只要想反驳，总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所以说，这是一次无谓的争论。
然而，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中国的争论却对苏联产生了影响。
苏联在中国投入不小，又是投资广州国民政府，又是支持冯羽祥，自然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非常关注。
苏联人注意到了中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的争论，并汇报给国内。
斯大林觉得不能放任高尔基继续待在国外了，万一高尔基乱说什么，对苏联在中国的事业会造成极大破坏，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严重影响。
于是，他派人和高尔基接触，想让高尔基回到苏联，加以控制。
林子轩的行为无意中加速了高尔基返回苏联的时间。
7月份，宋家三小姐从广州归来，带回不少礼物，看得出她在广州的日子过的很不错。
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对于那位蒋先生的考察应该是结束了。
答案不言而喻，从她的脸上便能看的出来，至少两人应该有了默契。
这一年，蒋先生年届四十，家里有原配夫人，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妾。
宋小姐不到三十岁。尚未出阁，美国留学归来，精通数国语言。
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甚至是多个家族的事情。
蒋先生根基未稳，需要继承孙仲山留下的政治遗产，宋家和孙仲山的关系谁都清楚，而宋家也需要蒋先生巩固地位。
这是合作双赢的局面。
只要宋家三小姐同意，蒋先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前提是蒋先生和原配离婚，舍掉小妾。
因为蒋先生是浙江奉化人，所以这件离婚官司的断案人是浙江奉化县的县长徐至圭。
有一天，徐至圭的同学来看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神神秘秘的给同学看。
那同学一看，原来是蒋先生和原配夫人的离婚协议。
徐至圭开玩笑的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
那同学也有趣，接茬道：“贵老爷若是在这份文书上批‘不准’两字，必定名扬千古。”
这只是两人私下的玩笑话，徐至圭不会不识趣。
蒋先生在《申报》上刊登了离婚启示：“毛氏发妻。早已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林子轩知道这位宋家三小姐向来不甘于平庸，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1926年7月9日，那位蒋先生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从而揭开了这场统一中国的战争。
此时，吴佩浮部占据两湖、河南京汉路沿线，兵力号称二十万。
孙传方部由闽、浙、苏、皖、赣军阀组成，号称“五省联军”，兵力亦约二十万。
奉系军阀张座霖统领北平政府，盘踞京、津、直隶、热河及东北三省，兵力约四十万。
身在山东的张宗倡也有十余万兵力。
北洋军阀的总兵力将近百万。而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只有十几万兵力。
可谓是实力悬殊，国民革命军的优势是这些军阀并不齐心，还有百姓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林子轩询问了宋子闻的情况。
得知宋子闻因为北伐需要筹措资金，较为忙碌。短期内不会来上海了。
他觉得坑美国人的事情还是当面和宋子闻谈比较好，便暂时放下了这件事，等到北伐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说。
这时候，从英国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国际笔会的会员证件。
林子轩正式成为国际笔会的一名成员，印度的泰戈尔和苏联的高尔基都是笔会的成员。
有了这个身份。他能够在国内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相当于国际笔会的分会。
有了分会，就可以通过分会和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建立联系，互相交流。
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一个分会，至少要有20名以上具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
这个分会还需要向国际笔会申请，只要多数票通过，就能成为国际笔会的分会。
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家太多了，短短时间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被外界所知。
主要是作品翻译的问题，还有远东地区的国家不被重视的原因。
美国在1922年便成立了笔会中心，总部设在纽约。
笔会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会员的创作自由与权利；召开研讨会、读书会，使会员有机会交流经验；制定创作、翻译、出版计划；设立各种奖金和基金。
这和林子轩一直在做的事情区别不大，只是有了笔会中心更为规范化。
可以把中国的文学传播出去，也会介绍国外最新的文学趋势，设立中国的文学奖项等等。
他把这件事写信寄给了他认为有资格的中国作家，总要先凑够20个人再说。
包括蔡元赔、胡拾、鲁讯和徐至摩等人。
没想到这件事就此传开，不少文人觉得这是一个和国际文坛接轨的好机会，只要加入这个笔会就能和国际著名作家交流。
一时间，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的事情在中国文学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写信给林子轩要求加入。
但成为笔会的会员有严格要求，作家至少要有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不是说发表两篇文章就是作家了，还要经过国际笔会的认可，不是谁都能加入。
也有人认为林子轩是哗众取宠，国际笔会是西方人玩的游戏，中国作家去了也没有地位。
对这种人林子轩直接无视了，连敢于去尝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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