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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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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章人固有一死
正如宋子闻等人所料，孙仲山刚刚过世，不少报纸就开始批判起来。
上海的时事新报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闻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
北平的报纸则更为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缅怀中，出现了诸多对孙仲山不利的评价。
这些报纸没有否定孙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绩，也没有抹掉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们攻击的要害是孙仲山和苏联的合作。
自13年起，孙仲山经过思考，制定了联合苏联的路线。
这个他晚年推行的方针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质疑，就连广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孙仲山强势压了下去。
随着他的离世，这些声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现。
报纸上批评孙仲山要打倒帝国主义，不向外国列强屈服，可自己却和苏联合作。
他们认为孙仲山把中国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推行苏联的政策并不可行。
这些报纸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背后都有军阀和政客支撑，代表着一方势力，在这个时候，自然不遗余力的毁坏孙仲山的名誉。
所谓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
孙仲山还未下葬，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批判孙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北洋政府担心孙仲山在民众中的威望，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间还处在对峙阶段，北洋政府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利拱手相让。
其次是中国不少政治人物对苏联的警惕，特别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势力。
林子轩不想牵扯到政治的漩涡中，却也不得不做些什么。
他觉得对于孙仲山功过的评判不必急于一时，以后有的是时间，人死为大，这种做法有违中国的礼仪，对于死者极不尊重。
他把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头版空出来。只用黑体大字写了两行字。
“孙仲山先生，永垂不朽。”
连续七天皆是如此，直到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到中央公园。
孙仲山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值得这个评语。
他还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内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对孙仲山的评价可以先放一放，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值得尊重，没必要这么快就盖棺定论。是非对错自然有后人评说。”
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
不少人对孙仲山的主张并不认同，林子轩也不想强制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只是让他们等一等再说，在这个时期以悼念为主。
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接受，却也影响了一些人。
在这次批判孙仲山的声浪中，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人参与的不多。
林子轩在报纸上发了长文，主要说了孙仲山对于中国的贡献，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语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为国家和人民而死，便是比泰山还重。”
3月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移到中央公园，供人吊唁。
林子轩继续留下来已经没有意义，该做的都做了，便想着返回上海。
宋子闻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对林子轩表示感谢，并把林子轩送上了火车。
他知道林子轩对于政治没什么兴趣，这次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护孙仲山。已经超出了私人间的友谊。
林子轩坐上火车，看着这座陷入悲痛中的城市。
他有种预感，对于孙仲山的批判只是一个引子，这场风波并没有那么容易平息。或许会愈演愈烈，要不要联合苏联，这关系到中国以后所走的道路。
林子轩回到上海，上海各界也在举行各种吊唁活动。
包括建设上海中山公园、铸造铜像等等，并准备在四月份举行一场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让万象书局旗下的报纸和杂志开设一个纪念专刊。不谈倾向问题，只是介绍孙仲山的一生。
在上海租界内，言论更为自由，批评孙仲山的报道屡见报端。
只是上海不是北平，政治氛围并不浓厚，大部分读者对政论不感兴趣，影响不大。
上海的文坛较为平静，大多是发一些怀念的文章，接着继续写自己的，过自己的生活，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步调。
战争的阴云逐渐散去，奉军撤离了上海，上海各界开始筹建淞沪特别市，要求地方自治。
3月21日，张军劢等人草拟了淞沪特别市公约。
公约规定特别市为自治团体，按照公约治理上海的一切事务，主要职能包括保卫地方治安，发达市乡交通，改良市乡自治，促进市民卫生，发达市民智识，举办模范市村。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海因为地理位置特殊，租界和华界相通，华洋混杂，所以一直都有要求自治的呼声。
所谓自治，顾名思义就是上海人建设上海，上海人管理上海。
即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的情况下，行政上相对独立，有权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这种呼声在清朝末年就存在。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经过几十年开埠之后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来自国内各省份的人士也逐渐形成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和对上海社会的归属认同。
上海社会独特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造就了一批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影响极大的地方精英，这批精英在上海的影响力和统摄力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影响。
这是上海自治的基础。
清朝末年，随着租界市政对华界刺激的日益强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绅商发起地方自治并成立机构推行自治事业。
1911年，上海各界精英先后建立上海城厢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厅。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府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主要军政机构，上海地区的行政权实际操诸军阀之手。
14年的两次江浙战争让上海遭受重创，为了不让战争重演，上海社会各界要求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要求上海保持中立，不参与军阀混战，给上海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第二百五十八章你知道我在等你么？
上海的上流社会构成较为复杂。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
以租界为中心的经济展滋育了一批富裕的华人阶层。
从江苏、浙江和其他省份来上海冒险的商人和实业家在经过一番拼搏后成为显赫的人物。
退任的清廷官员携带着在任上搜刮到的财富来到上海过着优裕的寓公生活。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商业精英们在这座城市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
追求西方社会生活的学者和文人造就了上海文化界的繁荣。
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上海社会的地方精英。
他们与官方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官方力所不及的公共领域建立了善堂、会馆、医院、学校、公所、学会、商团等组织。
这些组织由地方精英控制，并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运行。
慈善机构在上海社会十分普遍，地方士绅在这些机构中十分活跃。
会馆是外省移民上海人士分省或地区创立的机构，一个会馆便代表了一个籍贯。
除了依据籍贯建立组织外，还有行业性组织，叫做行会。
商会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交接转换的组织，行业会馆和公所是它的前身。
商会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组织，几乎每一个在商业领域有业绩的人都是它的会员。
由此可知，上海总商会在上海社会生活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以上这些组织就是上海这座商业城市的脉络，只要搞清楚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就了解了上海的上流社会，也就知道了这座城市的运行法则。
在上海内部虽然有很多小团体，比如浙江商团和江苏商团等等，互相之间竞争激烈。
但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他们会以上海人这个整体出现，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
他们有着作为上海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外地到上海旅游的人认同于上海人，也就是认同于上海繁荣的经济、达的文明和开风气之先的意识。
上海的这些优势让上海的地方自治具有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地方自治这个思想从西方传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地方自治。
西方地方自治的思想认为，虽然从层级上而言，国家的权力凌驾于地方自治权力之上，但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也应当以国民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实现为目标。
也就是说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为主。
中国古代同样有自治制度。叫做乡里空间，但和西方的自治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的地方自治和国家是对等的关系，中国的地方自治是自觉地贯彻朝廷的意志与决断。
林子轩对此比较有兴趣，因为一旦上海实行了地方自治，那么在上海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就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商人的地位会大幅提升。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会的龙头企业，在上海总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参加了几次地方自治协进会的会议，觉得这些人的想法不错，但在中国这个军阀当道的大环境下想要真正实行起来较为困难。
只能说值得尝试，至于能获得多大的自治权利，还有能坚持多久就不好说了。
林子轩作为上海人的一份子，也愿意为此尽一份心力，这与政治无关，只是为了上海能够获得更好的展环境。
这对于他自身和林家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他作为商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平时热衷于慈善事业。在上海颇有声望，和广州政府的关系良好，由此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重视。
或者说，他此时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面招牌。
虽然这不是他刻意为之，但一步步的走来，他站到了这个高度。
三月底，林子轩从平禁亚那里得到几封信件，都是一名叫做佐藤和夫的人写的。
这些信件的邮寄地点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
从三月初开始，每隔几天佐藤和夫就会把一封信邮寄到万象书局，要求万象书局转交给《雪国》的作者村上春术先生。
第一封信是说他看了《雪国》。极为仰慕村上春术，所以来到中国想要拜会一番。
接下来的几封信内容大致相同，除了表达仰慕外，就是要求能够见面。希望村上先生指点他的写作道路。
好像是一位狂热的粉丝对待偶像一样，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上海，精神令人感动。
如果真的有一位村上春术，或许会被他的热情打动，和他见上一面。
可惜他碰到了林子轩，这段时间林子轩刚好去了北平。没有见到这些信件，他只和日本的川端康城通过信件。
至于这位佐藤和夫，他表示怀疑。
这人既然那么仰慕村上春术，也来到了上海，为什么只是写信，而没有直接前往万象书局询问呢，这不合常理。
按照一般的状况，狂热的粉丝肯定是先来万象书局打听，难道这是日本的奇怪礼仪么？
他问过平禁亚，这位叫做佐藤和夫的日本人的确没有来过万象书局。
这件事透着蹊跷，莫非自己被日本的间谍机构盯上了？
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这种可能性不大，为了一本书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只是弄不清这个奇怪的家伙是什么来历。
他有心置之不理，没想到过几天又收到一封信。
信中说这位佐藤和夫就要返回日本了，最后请求和村上先生见面，他会在虹口区的内山书店等上一天，如果村上先生还没有来，那他就彻底死心了。
这封信写的很煽情，把一个粉丝的绝望和无助表达的淋漓尽致。
似乎林子轩不和他见面就是罪大恶极一样，而且还暗示他可能因此对生活失去希望。
林子轩看的是翻译过来的中文，却也被这种文采所惊呆，有这种文采你自己写书就是了，还需要别人指点么？
如此一来，他倒是对这位奇怪的粉丝产生了兴趣，决定在约定的时间到内山书店看一看。
只是看一看，他并不打算表明身份。
4月1日，林子轩开车前往虹口区，想要会一会这位奇怪的粉丝。
与此同时，从法租界八仙桥附近的环龙路四十四弄里走出来一个人，他坐上电车，准备做最后的尝试。
第二百五十九章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
郭沫偌在去年十一月回到上海，那时第一次江浙战争已经平息。
他刚刚安顿下来，就有人找上门来，邀请他参与江浙战祸的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主要的任务是实地到江苏和浙江遭受战火的地区调查，获取详细的灾情资料，用来揭露和抨击此次战争制造者的罪恶行径。
这件事由孤军社负责。
孤军社的社址在上海，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获得不少政治人物的支持。
郭沫偌和孤军社早有联系，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郭沫偌就曾受托将该刊物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
他出席过孤军社的内部会议，在《孤军》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作。
孤军社的成员大多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郭沫偌便和他们一起前往江浙等地。
在遭受战火摧残的地区，他看到战争给百姓造成的伤害，回到上海后，他准备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
然而，他没料到孤军社竟然约了曾奇来写序言，曾奇是醒狮派的代表人物。
郭沫偌和曾奇是旧日朋友，但他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
醒狮派也称国家主义派，它们试图立足于政治文化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提倡国家至上观念为主的国家主义思想。
其主要成员大多曾经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有在法国留学的经历。
郭沫偌觉得自己和这些人的观念不同，便没有继续编辑调查报告。
这时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上海陷入一片混乱，他只好在租界内避难，趁着这段时间调查《雪国》作者的来历。
他本身是个名人，自然不会直接去万象书局询问。
他在虹口的日本人聚集区打听村上春术这位日本侨民，没想到不少日本人都知道这个人，或者说都看过那本《雪国》。
也有日本人尝试寻找这位作者，但万象书局给出的答复是作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书局有义务替作者保守个人信息。
郭沫偌还打听到销售《雪国》的书店正是内山书店。
他来到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询问《雪国》的来历，不过书店老板内山丸造只知道有人寄售，并不知道作者的下落。
追查陷入了僵局。
郭沫偌并不是真的没事干无聊才来打探《雪国》的作者。一部分是出于好奇，还有一部分是和林子轩有关。
他总觉得林子轩和他不对付。
从最初的新诗之争，到后来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都让他耿耿于怀。
他不大看得起林子轩的那些诗歌和小说，认为是一味的迎合上海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真正的文学是要能唤醒民众，启发民众，而不是消遣娱乐。
然而，结果是林子轩受到欢迎，而创造社却被迫停刊。
郭沫偌调查这件事，就是想弄明白林子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期望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他想起川端康城曾给万象书局写信，还收到了作者的回复，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一个仰慕者的身份写了封信。
他留下的地址是一位相熟的日本侨民，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回信。
于是。郭沫偌寄出了最后一封饱含感情的信件，如果再没有结果他就放下这件事，不再追查，他还要为创造社的刊物出版寻找新的合作书局。
林子轩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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