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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落的南境1湮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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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规律，时而反常。但此类信息上级多半也清楚，应该已经有其他人汇报过了。问题在于，仅有少数早期勘探队以悲剧收场，而南境局又故意对起始日期半遮半掩，这都强化了一个印象：整个扩张过程中存在某种周期。
日志中记载的细节或许描述了种种或英勇或懦弱，或明智或愚蠢的故事，但它们最终都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今仍没人去深究X区域的意图与目的，并由此而将其阻断。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被杀，返回的人当中有的变了，有的没变，但X区域依然继续存在……我们的上级似乎害怕太过激进地重估形势，因此不断把信息匮乏的勘探队送进去，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投喂X区域，但不要与之对抗，没准儿在整个世界都变成X区域之前，会有人出于幸运，或通过简单的重复而发现某种解释，找到解决方案。
以上种种猜测我无从验证，但能想得到这些，就已让我在困顿中略感安慰。
我把丈夫的日记留到最后，尽管它的吸引力就跟地下塔一样强烈。我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带回的样本上：取自废弃的村庄和心理学家，还有我自己的皮肤。我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架起显微镜。勘测员可能认为这桌子已经够破的了，不需要她再费心。来自心理学家未受感染的肩膀和伤口中的细胞似乎都是正常的人类细胞。我自己的也一样。这不可能。我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甚至幼稚地装作毫无兴趣，然后忽然扑上去仔细观察。
我相信当我不注意看时，这些细胞会变成别的东西，而观察的行为改变了一切。我知道那很疯狂，但仍无法遏止这种念头。我感觉X区域在嘲笑我——每一片草叶、每一只游离的昆虫、每一滴水。爬行者到达塔底之后会如何？等它重新爬上来又会如何？
接着，我查看村庄里的样本：簇状植被“额头”上的苔藓、细碎的木片、死狐狸和死老鼠。木头真的是木头，老鼠也的确是老鼠，苔藓和狐狸……由变异的人体细胞构成。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
我也许该从显微镜面前惊愕地跃起，但观测仪器显示的现象已吓不到我。而我只需通过低声咒骂来发泄便已足够。前往大本营途中的野猪、奇怪的海豚、芦苇丛里痛苦的怪兽，甚至还有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的复制品从边界返回，这一切都支持显微镜里的证据。这地方能导致生物形态的改变。在我前往灯塔的路上，虽然像是走在“自然”景观之中，却也无法否认，此处的环境具有一种强大的超自然致变因素。我沉浸于有悖常理的欣慰之中：连同人类学家从爬行者体表取到的大脑组织，至少我现在有证据表明这里发生了怪事。
然而现在我已有足够的样本。午餐后，我决定不再继续清理营地，这项工作基本上要留给下一期勘探队了。这又是个明亮晃眼的下午，伴随着令人惊叹的蓝天和舒适暖和的温度。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蜻蜓掠过高高的草丛，看着红头啄木鸟盘旋俯冲。返回地下塔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我仍在浪费时间，不断拖延。
等到我终于打开丈夫的日记，开始阅读，光亮感无休止地冲击着我，一波连着一波，使我跟泥土、水流、树木和空气相连通，而我也敞开心扉，抱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丈夫的日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少数简洁潦草的段落，几乎每一篇都是写给我的。这并非我所期待的。一旦发现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抵制住将日记本扔掉的念头，就好像它是毒药。我的反应跟爱与不爱无关，而是出于负疚。他意图与我分享这份日记，但此刻他要么已真正死亡，要么处于一种无法跟我交流互动的状态。
第十一期勘探队由八名成员组成，全部是男性：一名心理学家、两名医师（包括我丈夫）、一名语言学家、一名勘测员、一名生物学家、一名人类学家，还有一名考古学家。他们来到X区域时是冬季，树叶大多已凋零，芦苇丛更浓密深黯。用他的话来讲，繁茂的灌木丛“变得死气沉沉”，仿佛“蜷缩”在路边。“鸟类比报告中所描述的要少，”他写道，“但它们去了哪里？只有幽灵鸟知道。”天空常常被云层覆盖，柏树沼泽的水位很低。“我们在此期间，从来没下过雨。”他在第一个礼拜的末尾写道。
在第五或第六天，他们也发现了只有我称之为塔的建筑——我越来越确信，大本营的选址就是为了能触发这一发现——但他们的勘测员认为，必须继续测量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说，他们的进程与我们不同。“没人愿意钻到那底下去，”我丈夫写道，“我尤其不想。”我丈夫有幽闭恐怖症，有时甚至需要半夜离开我们的床，睡到露台上去。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心理学家并未强迫勘探队钻入塔中。他们继续探索，越过废弃的村庄，到达灯塔以及更远处。关于灯塔，我丈夫记录了他们的恐惧。虽然发现屠杀的痕迹，但他们“太尊重死者，没有清理复原。”我猜他指的是底楼倾倒的桌子。他并未提及平台墙壁上的灯塔管理员照片，让我颇感失望。
跟我一样，他们也发现了灯塔顶端的那堆日志，并为之震惊。“我们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要中断任务返回，因为我们明显受到了欺骗。”但这一回，心理学家显然重新获取了控制权，尽管并不是很强势。关于X区域有一条指示，每支勘探队都必须维持整体。但在紧接着的一篇日记中，勘探队决定分头行动，仿佛是为了挽救任务而迎合每个人的意愿，以确保没人试图返回边界。另一名医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心理学家留在灯塔里读日志，并勘察周围区域。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回去探索地下塔。我丈夫和勘测员越过灯塔继续前进。
“你会爱上这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这一段十分躁动，似乎并非出自乐观，而更像是一种不安的亢奋，“你会爱上沙丘顶端的光线。你会爱上这片广阔的荒野。”
他们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走了一个礼拜，一路测量地形，一心以为会遇到边界，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存在——反正是阻挡前进的障碍。
然而边界一直没有出现。
但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相同的生态环境。“我相信我们是在往北走，”他写道，“然而即使到日落时已经走过十五到二十英里，周围环境依然毫无改变，一模一样。”不过他也强调，他们并没有“陷入奇怪的环路”。但他知道“按理说，我们应该已经遇到边界”。实际上，依他所述，他们进入了一片尚未经过勘探的南境区域。“在边界另一侧时，由于上级语焉不详，我们都假设有这样一片区域存在。”
而据我所知，X区域在灯塔往前一点便骤然终止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训练时上级告诉我们的。因此，我其实一无所知。
最后，他们掉头返回，因为“看到遥远的后方有一片奇怪的光亮，而内陆方向也有光，还传来无法辨识的声响。我们开始担心留在原地的勘探队成员。”就在他们掉头返回的地方，可以见到“一座岩石岛屿，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座岛”，他们“感到一股强烈的愿望，想要探索这座岛，尽管无法轻易抵达”。岛上“似乎曾经有人居住——我们看见山坡上点缀着石屋，底下还有个码头”。
返回灯塔的行程花了四天，而不是七天，“仿佛陆地缩短了似的”。到达灯塔后，他们发现心理学家不见了，而在楼梯中途的平台上，是枪战过后的血腥场景。仅有一名濒死的幸存者，即考古学家，“他告诉我们，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物登上楼梯，杀死了心理学家，并把尸体带走。‘然而心理学家后来又回来了’，考古学家语无伦次地说。尸体只有两具，都不是心理学家。他无法解释心理学家为何消失了，也讲不清当时他们为何要互相射击，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不信任自己’”。我丈夫注意到，“有些伤口不像是子弹造成的，连墙上溅到的血迹也与我见过的罪案现场不符。地上有奇怪的残留物”。
考古学家“靠在平台一角，我准备上前处理他的伤口，他却威胁说要开枪打我们。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后来，他们将尸体搬离平台，埋葬在距离灯塔稍远处的沙滩里。“太艰难了，幽灵鸟，我相信我们再也没能真正缓过劲来。再也没有。”
这样就只剩下地下塔中的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勘测员建议经由灯塔重新北上，或者沿着沙滩南下。但我们都明白这只是逃避现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放弃任务，融入周围环境之中。”
环境对他们造成冲击。温度剧烈地升降。地下深处传来隆隆响声，并伴有轻微震颤。太阳“微微发绿”，仿佛“边界扭曲了我们的视线”。他们也“看见成群的鸟飞向内陆——并非同一种类，隼与鸭，鹭与鹰，全都聚集在一起，仿佛有共同的目标”。
在地下塔中，他们只探索了几层便回到地面。我注意到他没提及墙上的字。“假如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在里面，一定位于更深处，但我们没兴趣追随。”他们回到大本营，却发现生物学家的尸体，身上被捅了几刀。语言学家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我去隧道。不要找我”。我对落难的同行感到一阵奇怪的同情。生物学家无疑曾尝试跟语言学家理论，至少我是这样对自己解释的。也有可能是他想要杀语言学家。但语言学家显然已被地下塔和爬行者的文字所俘获。如今我意识到，一旦对这些文字的含义有太过深入的了解，也许任谁都难以承受。
勘测员和我丈夫在黄昏时分回到地下塔。从日记里看不出原因——叙述中开始出现空白的时段，连概括都没有。但到了夜晚，他们看到一支骇人的队伍进入塔内：第十一期勘探队八名成员中的七个，包括我丈夫和勘测员的复制品。“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自己。我步伐僵硬，脸上神情茫然。那显然不是我……但他也是我。我和勘测员都惊呆了。我们并未尝试阻拦他们。阻拦自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说实话，我们都吓坏了，完全不知所措，只能眼看着他们钻下去。后来我想到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死了，成为在世间游荡的幽灵，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这里的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一切都井井有条……只是我们无法透过隔膜的阻扰看到。”
我丈夫慢慢摆脱了这种感觉。他们躲在塔边的树林里等了几个小时，看复制人是否会回来。他们争论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勘测员要杀死他们，我丈夫则想盘问他们。在残余的震惊中，对于心理学家不在队列里这一事实，他们都没有多加留意。有一回，塔中发出嘶嘶的蒸汽声，一束光射向天空，然后骤然中止，但是依然没人出来。最后，他俩回到了大本营。
这时，他们决定分开。勘测员已经看够了此处的一切，打算立刻动身，沿着来大本营的小径返回边界。我丈夫拒绝回去，因为根据日志中的记录，他怀疑“通过进入地点以同样方式返回也许是个陷阱”。由于一路向北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我丈夫渐渐地“开始怀疑关于边界的整个概念”，不过他仍无法将“这种强烈的感觉”拼凑成连贯一致的理论。
在对勘探过程的直接记述中，也夹杂着一些较为私人的评述，其中大部分我不太愿意在此概括，除了有一段，跟X区域和我俩的关系有关：看了那么多，经历了那么多，就算是在艰难的时刻，我仍希望你在此。我希望我们同时成为志愿者。在这里，在北进的路途中，我可以更了解你。假如你不想开口，我们不必讲话。那不会使我感到困扰。完全不会。我们也无需返回，可以一路往前，直到无法继续前进。
我开始缓慢而痛苦地意识到他这份日记的真正含义。除了外表喜好交际，我丈夫还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假如我聪明一点，让他越过我的警戒线，或许就能发现这一事实。但是，当然了，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让潮水坑和吞噬塑料的真菌越过警戒线，却没有给他机会。日记中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一点。在我俩的矛盾中，他也有一部分责任——逼得我太紧，索要得太多，试图寻找我内心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我若是走出去，与他在中途汇合，便仍可保持自身的完整。然而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他的个人观察记录包括许多小细节。距离灯塔不远处的海边岩石上有个潮水坑，他在页边空白处对其进行了描述。还有一段很长的记述，是关于一只剪嘴鸥的罕见行为，它试图利用退潮时露出水面且嵌满牡蛎的岩石杀死一条大鱼。日记的底页封套里塞着一些潮水坑的照片。封套中还小心地收藏着几朵干花，一条细长的种荚，若干稀有的叶片。我丈夫本来对这些毫不关心；观察剪嘴鸥，并写下一页纸的记录，这对他来说需要极大的专注力。我知道，这些内容是给我一个人看的。日志中并无示爱的语句，但那正是我能理解他用意的原因之一。他知道我有多讨厌类似于“爱”这样的字眼。
最后一段是他回到灯塔时写的，“我要沿着海岸重新北上，但并非徒步。废弃的村庄里有一条小船，虽然已塌陷腐烂，但灯塔外的那道墙可提供足够木材用以修补。我将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进，抵达那座岛屿，甚至更远处。假如你真有读到这篇日记，那就是我要前往的目的地”。在这一整片变异的生态系统中，是否可能存在更特殊的环境——处于地下塔影响范围的边缘，但仍未受到边界的影响？
读完日记，我脑中反复呈现出丈夫乘着修复的小船出海的画面，穿过飞溅的浪花，抵达远处平静的海面。这一景象让我感到欣慰。他沿着海岸线北上，并在此种体验中寻找逝去日子里琐碎的欢乐记忆。我为他感到强烈的骄傲。这需要决心，需要勇气，也使我俩贴得更近，比从前共处时更亲密。
在隐约纷乱的思绪中，我心想，他是否仍继续写日记。另外，那海豚的眼睛看上去如此熟悉，除了跟人类太相像，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一荒谬的念头；有些疑问假如迟迟得不到答案，便会把你毁掉。
我的伤势已减退为呼吸时持续但可控的疼痛。到了傍晚，光亮感如同惊起的飞鸟一般再次从肺部窜上来，直抵咽喉，我感觉嘴里冒出一丝丝光雾。这并非出于偶然。我想起心理学家身上泛出的荧光，远远望去，就像求援信号。我打了个激灵。不能再等到早晨，哪怕这只是预示着遥远的未来。我现在就要回地下塔去。那是我唯一该去的地方。我留下突击步枪和其他枪械，只带了一支枪。我也留下匕首和背包，只是将水壶系到腰带上。我带着相机，但半路上改变主意，将它弃置在一块石头旁。记录的冲动只会让我分心，而且拍照也不如取样重要。灯塔里有数十年的日志在等着我。许多年前就有勘探队在此书写日记。这毫无意义，简直就是浪费，而其沉重的压力几乎再次令我陷入不安。
我带了电筒，但发现凭自己身上发出的绿光就能看清。我在黑暗中潜行，沿着小路迅速向地下塔前进。两排高耸的松树之间，是黑色无云的天空，代表着广阔无垠的苍穹。成千上万闪烁的光点并未被边界或人工照明掩盖，我可以一览无余。小时候，我跟所有人一样仰望夜空，寻找流星。成人之后，我常常坐在海边小屋的房顶上，后来，又在那片空地里抬头观望，不过并非寻找流星，而是观察固定的星辰。我试图想象，在这些遥远的天界潮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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