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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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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纪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弑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帅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予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决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命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字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是天堂,黄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归地府,临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则“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割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较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是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视古代文件作佐证。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
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与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不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不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
——按:唐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炸,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所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即可传数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逃蜀。(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内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它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东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以及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臣、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按: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
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按: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已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侧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亭与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
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一些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代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值得注意者,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则马嵬之变的时间,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四日午时,再深入一些,时间应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或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进而戮毁肢体,悬首驿门,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之后,又有韦见素出,被叛兵打伤头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轮到皇帝闻讯,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李隆基不应,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赐死。如此,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计时当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别行,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当在申时。
杨贵妃被缢死,执行者是内侍,在逃亡中,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而缢死一个人,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
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缢至气绝而未毙命。四军以皇命赐死,再或见缢,又或得知执行者报,以杨贵妃死而解围罢乱,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如此,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贵妃复苏,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宫女群知了。
杨贵妃待人仁厚,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事,设法救援,应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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