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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山变-第5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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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咸丰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乾隆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七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时机也把握得刚刚好。眼见到了谷雨节气，京中的天气逐渐燥热，皇帝最不喜天热，尤其是北京城在清明、谷雨节气之中，天气干燥，让人虚火上升。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体不适，连着三天卧病在床，连召见军机处，也只好在病榻上进行——这也更让他的心情坏到了极致，这样的天气虽然燥热，但屋外*光大好，自己却要拥被高卧，换做是任何人，也会烦闷的
张佩纶的折子便是在这时候上的，缘由是“请饬廷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在折子中，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虽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上圣躬虽渐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二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初六日因两省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皇帝也顺水推舟，不作任何表示的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皇帝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春阳燥暖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圣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皇帝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皇帝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皇帝，则又非提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两省报销案三可疑：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魂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张佩纶真不愧是清流中的健笔，字里行间的指责，皇帝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皇帝便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门g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抱病复起的奕和文祥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得辞官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还有些恋栈之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皇帝虽然精明，但这十余年中，因为当年事情的缘故，于他总是有几分慈蔼，若是能够有得力之人在皇上面前进言，也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一部尚书。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一月初，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二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当地官府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江苏巡抚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朱光第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朱光第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案情逐渐明朗，而王文韶也再不能安于位了，上了一份奏折，请求归养。
王文韶辞官，报销案却不能就此底定；正好相反，皇帝有意借此再度掀起朝局中的大*澜
在恭王与曾国藩等人想，王文韶开缺，户部一案就算有了结果，邓承修指责军机颟顸无能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二月十六日的早上，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问道，“邓承修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他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皇上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是谁都听得出来的，皇帝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处分的，日后再谈”他说，“在朕这里，尔等都是国家柱石，偶尔有监理不到的，总还能为你们遮掩一二；但举国滔滔，众口籍籍，对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第107节 两省报销案（4）
首发第107节两省报销案4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皇帝的要求
皇帝的要求是要让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自贱，这难道不是有伤国体吗？”
“信公，说这些做什么？”阎敬铭做好做坏的解劝，“皇上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说出的话几时有折扣可打了？”
许乃钊脸色阴沉，一语不出阎敬铭给奕使了个眼色，示意此事由他来解劝比较适宜
“涤翁？”奕这样问曾国藩，“您以为呢？”
“既然做错了，总是要认错，皇上当年就说过，自朝臣以下，若是全能以实事求是之心办差，何愁我大清国势不威？”曾国藩说道，“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阝铁香的文字，是要逐一辩驳的否则的话，日后传扬出去，我等颜面尽失还在小事，若有人以此立言，成时虞陨越之讥，军机处如何承旨办差？”
曾国藩名义上还是在说遵从皇帝的旨意办事，但内中深意，却是不言自明的——御史随意攻讦军机大臣、六部堂官的恶例一开，今后禁无可禁，国事就很难措手了
军机处都是人精，这样的意思也悟得出来，“涤翁高见，我明白怎么做了”奕点头，随即传军机章京进来，让他们按照这番意思拟旨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许乃钊和曾国藩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
对于＃阝承修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王文韶，“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才行亦非上佳着即行开缺”再说王文韶在这一次户部报销案中承担的责任，也只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时日尚短，公务不恰，以致有此缺失——这番话半真半假，不过瞒哄过去了；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王文韶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在奕几个人看来，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军机甘愿领受责备的痕迹已经很明显但上复到御前，皇帝仍然不准，“署理尚的时日尚短，这倒是实情，但要说部务有所不恰，就难逃为该员遮蔽之私了”
“皇上，王文韶领差事不过一二年之久，户部堂官差事最称繁复其人一时间有未尽圆通之处，也是情有可原的”
“王文韶做户部尚的时候是不很长但他在户部侍郎上做了有三五年了？怎么说部务还不曾熟悉，为下面的人欺敝？若真是三五年的时间都不能将差事运作得得心应手的话，那，朝廷还要这些读人做什么？干脆，就全都交给那些司员一级的胥吏好了”
奕脸一红皇帝说的本来就是实情——各部的日常运作，往来公事，也确实是操诸于那些末流小吏之手的；各部堂官看上去威风八面，但实际上所要做的，也只是应声画诺而已但这样的事情是数百年以下的积弊，从来没有人能改变得了；皇帝以此为借口，行究诘之实，令人难以心服
“皇上说的是，但臣以为，朝廷有朝廷的难处各部部务，术业专攻，非是侵吟其中多年而不能融会贯通、如臂使指”
“你说的这些，朕也知道，但也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使国家大政尽皆操于小吏之手便说这一次的事情，王文韶要是多动动脑筋，或者你们中的某一个平日里多到户部去看看，料想那些人也未必敢行以如此不法你们说，朕说得对不对？”
旁的人也还罢了，阎敬铭和许乃钊就很觉得有些局促了——清制，国事尽在六部，而为了加强皇帝对于六部的管理，有两重机构来进行负责，一个是军机处，一个是内阁这两处衙门的公事有交错，有重叠
先说军机处，入值军机处的，一般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王族亲贵——选择这样的人不是为其能力有多高，学识有多深——自然，若是这两者占全，自然是最好，便如奕；再有一种便是久历封疆，对地方村政无比熟悉的大员，如曾国藩；还有一种就是京官，这其中又以六部九卿为主大约是从吏部、户部、都察院等国家紧要衙门的直属长官中进行选择
各部尚入选军机处，又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交卸部务，专责赞启轮扉；一种是不交卸本来的差事，平时在军机处入值，退值之后，还回到所属部院中去，担任自己的职务——但这后一种，在咸丰朝之后，久矣不见这是因为皇帝体恤——能够入选军机处的，除非是奕这样的身份特殊的皇室子弟，其他的，大多都是年老气衰，唯一的一个特例就是阎敬铭，但在咸丰十一年之后，也免去了他户部尚的职衔
另外的一重机构就是内阁
内阁以大学士组成，分为四正两协，合计六员，叫做入阁军机处之外，朝臣做到协办大学士，就可以为人称之为‘中堂大人，，但入阁而不能进军机处，犹不能算是朝中重臣，唯有像曾国藩、许乃钊这样，身担大学士和军机处的，才算是名副其实
而内阁大学士，却是一定要交卸部务的，但另外有一种办法，就是以大学士管部——因为这两重机构，就出现了一人管多部或者多人管一部的情况
以许乃钊为例，他是体仁阁大学士，奉旨管着礼部，又因为户部差事繁忙，皇帝担心阎敬铭照管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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