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3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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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渭滨想了想，半响说道：金先生，对贵国的遭遇，我个人深表同情，只要不影响我国国策的，我个人力所能及的，我都可以帮助。

比如贵国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我会要求上海警察局全力保护，使其免受日本人的干扰啊。

金九点点头，再表示感谢后说道：赵局长，那，那过去谈的贵国为我们培养军事人才，这是否可以继续？赵渭滨沉思半刻，摇头道：金先生，这，这不太好办啊。

金九摇头道：赵局长，这，这拜托了，希望你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亡国人，希望你看在朝鲜为贵国最忠实的属国份上，帮帮忙吧。

赵渭滨闭上眼睛，仿佛在计算什么，良久，终于睁开眼睛说道：金先生，这，这，有难度啊。为贵国培养的军事人才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担心泄露出去，被小日本侦知，如此对两国关系不太好吧。

一听这个，金九内心大喜，不过表面还非常急切，恳求还是非常热烈：赵局长，放心，我会让这些参加培训的军事人才发誓，即使失了性命也不会透露曾经在中国培训的经历，赵局长，请相信我们朝鲜人民，大汉民族最忠实的藩属民族。

赵渭滨内心窃喜，鱼儿终于上钩了。不过表面还是显得非常为难，万千不愿意的说道：金先生，对贵国民众，我们是相信的。金先生，即便如此，为了保密，我也希望你们按照我们的要求选拔培训人才，也要由我们的军政人员甄选人才。

一听赵渭滨终于答允这个要求，金九大喜过望，连连表示感谢，连连表示保密，连连表示尊重中国的各项要求。

如此，双方达成中国为朝鲜培养军事人才的协议。

但让金九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军情局操控，一些顶级军事人才，是化妆成韩国人的中国人才，中国也依靠这些顶级人才，牵制日本对中国扩张的野心，逐步掌握韩国抵抗力量。

这是后话，在这里就不再诉说了。在所有的外交谈判中，除了小日本难缠外，更难缠的苏俄。

虽然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确认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为无效；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放弃苏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但是在斯大林重新执政后，竟然中止协定执行，中东铁路竟然开出天价要中国购回，在外蒙古仍然长期驻军，根本是背信弃义。

在民国建立后，斯大林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外交谈判中，或明或暗的制造障碍，或者根本不与国民政府进行相关问题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杨兴一面让宣传部组织各个报社，广播电台报道苏俄背信弃义，一面令顾维钧与苏俄进行谈判，谈判底线为中东铁路，外蒙古必须无条件收回。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苏俄竟然没有放弃之意，也在那里强顶，经过数次会议后，顾维钧得出结论是苏俄人阴险狡猾，在签订《中苏协定》时，远东基本上被日本控制，所以只有拉中国来抗衡日本，现在形势已经改观，日本即将撤出海参崴，所以现在竟然想背弃协议。

而就在这时，中国军情局秘密特工经过三个月准备，买通了苏俄一个三等秘书，将苏俄驻北京公使馆的对华文件盗窃出来，送给军情局，送给杨兴审阅的时候，杨兴感到大惊失色。

文件一一表明，如今国内多项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的与苏俄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其中包括冯玉祥之北京政变，郭松龄反奉以及多起反日罢工事件。

文件清晰的表明，苏俄不但准备颠覆现政权，而且为了减轻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压力，通过影响舆论，而将中日之间引入战争之泥潭。

这无疑造成中国内部震动，杨兴当即将郭松龄、张之江、李鸣钟、孙良城等将领招往武汉，让他们细细阅读苏俄对华档案，一个个看后目惊口呆，纷纷憋清与苏俄的关系，纷纷建议，坚决反对苏俄的阴谋。

在这之后，郭松龄夫人韩素秀被请到外蒙古考察一年，按照杨兴的说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和谐，毫无疑问是整个人类的愿望，但是看下苏俄的做法，如此怎么可能实现和谐。

对杨兴如此从轻处理，郭松龄连连表示感谢，而杨兴则解释道：对苏俄所描述GC主义，不要说韩夫人，就是我也曾经心动过。但是我们和谐社会绝对是超过他们那种空想理论，我们和谐社会，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对冯玉祥妻子李德全，则由张之江、李鸣钟等人以私人通电名义，要求冯玉祥与其离婚，或者让其脱离与苏俄之间关系。

但是人在苏联的冯玉祥则断然予以拒绝，认为这是个人婚姻问题，张之江、李鸣钟等人无权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杨兴则作出决定，让其在苏俄考察斯大林式革命，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来。

不过考虑到冯玉祥毕竟北京政变有功，每月由军方邮寄500个大洋，以作为考察之用。

接着，全国所有报纸社长、主编被请到宣传部，由曾琪、戴季陶等人组织进行接见，这些报社社长、主编可以翻阅所有文件，并且可以在报纸上报告苏俄的种种阴谋。

报社社长、主编是社会良知，若他们对苏俄种种阴谋熟视无睹，那么我们整个国家就完了。

在这之后，经过宣传处安排，每周都有1~2条苏俄阴谋揭秘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这无疑引起国民愤怒，国会议员连连发出要求，要求中国政府向苏俄进行正式的外交抗议，要求国民政府驱逐苏俄外交人员。

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宣布与苏俄没有任何关系，抗议苏俄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抗议苏俄颠覆现政权的野蛮行径。

与此同时，顾维钧也将苏俄阴谋对华文件影印一份给美英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宣布由于苏俄干涉中国内政，宣布苏俄阴谋颠覆现政权，决定自即日起驱逐苏俄所有在华人员。

对苏俄中东铁路人员，则施行人员甄别，对其中苏俄情报人员，则通过外交驱逐形式，将其驱逐出境。

如此虽然引起白俄集团的阵阵抗议，但是当蓝天蔚等人将苏俄对华阴谋文件转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即表示对中国支持之意。

第515章　优生优育

为了更好的甄别民众，国民政府开始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经过历时一个月的人口普查，全国民众共有4亿1千万人，经过周密策划，开始推行户口法，新版婚姻法，与计划生育法。

按照户口法的要求，国民是国家最大财富，政府应该对国民进行统计，因此每家每户需要建立一个户口本，以登记国民居住情况。对个人，都需要建立身份证，凡进过管卡，凡在外住宿人员，凡坐火车、飞机外出人员，警察都可能不定期检查其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对检查未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的，则暂时羁押，至到有朋友携带户口本、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文件前来证明该人员身份的，方可予以释放。

要知道，在国外早已经建立户口登记制度，所以该制度建立过程中，虽然很多国民连连抱怨，但还是为人所接收。

但是新型婚姻法则不一样，推行人员，国民抱怨连连。经过策划，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婚姻运动在全国热火热荼的展开。

经过2个月连编累牍的报道，以及在民国初年，中国早已经建立的婚姻法规定，中国施行一夫一妻制，这天，民政部长王宠惠专门到议会接受咨询，就一夫一妻制开展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处罚进行了说明。

虽然婚姻法早已建立，虽然从法律角度上讲，是需要施行一夫一妻制，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很多人妻妾成群，特别是部分人士，一生有数十个小妾。

当听到政府将对一夫多妻的进行教育与惩罚后，会场一片闹哄哄，虽然很多议员都宣称自己有很多有几个老婆，想不到将因为这个被处罚，很多人感觉面子受不了。

王宠慧告诉大家，根据新成立的婚姻法实施细则，若是采取一夫多妻的，由于损害了其它人结婚可能，所以政府将在民政部成立婚姻子女办公室，对自即日犯重婚罪的10万个大洋以上，或者将处以财产五分之一罚款，或者根据法律要求，将对主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劳教。

整个会场方才稍稍平静，毕竟多数人是犯重婚罪，但是由于既往不咎，自己不会因为重婚而被受到处罚，况且，犯了重婚罪，也可以捐献财产进行满足，即使如此，现场反对意见还是非常大。

如此法律根本没有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核，更不要说被国会通过了。

看到即于厚望的计划生育法意见如此之大，在部分地区竟然出现阵阵反对计划生育法的游行活动，这些游行人士一再强调中国人自古主张多子多福，而现在法律竟然反对这点，这表这届国民政府已经脱离了民意。

看到这个状况，王宠惠心急如焚，杨兴也加紧运作。在部分地区竟然出现示威游行后，反对新版婚姻法得以推行。

这天，中国果名档控制的多份报纸不约而同的推出系列文章，以支持政府的主张。

一位传统儒学心学大师系列论述了清朝人洪亮吉的《治平篇》，讲述自明朝初到现在，人口剧增二十余倍，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一家生产资源的锐减。

揭示出人口增长过快必定会使土地、房屋及其它生活资料显得越来越紧张的道理。洪亮吉指出，虽然还有空地、空屋，但这些最多“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这就必然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这就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若不控制人口，人们将要面临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威胁。

接着，借助一个著名国学大师发出的如何治理天下的论断，展开另一番宣传攻势。

这位老学究认为治理天下，就应该向古代帝王那样讲究仁义礼智信，并且列举各个朝代所谓的大治故事，希望以此来教化国人。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国民日报连连发表文章，列举历史书籍记录的这些帝王种种失德之举，说明这些帝王虽然在天资上虽然比其它帝王聪明，但其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源较多，从而创造天下大治的条件。

国民日报考证了各王朝更迭时全国人口数字，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

而全国出现安定的时候，全国人口已经锐减到二成或以下：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锐减到1/3。

光武帝去世时，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锐减到1/3。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

锐减到1、4。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锐减到2/5。

在这些触目心惊的数字面前，很多反对者感到问题严重性，一些人纷纷改变主张，表示尊重政府决策，建议在全国施行计划生育。

但就在大家正要欢庆胜利的时候，一个前清进士提出问题，在古代中国人口基本上控制在5000万左右，为何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能够增长到4万万人，如此局势方为之一变，反对者仿佛又找到理论根据。

而就在这时，杨兴提出观点，经过多位大师润色，最后以民政部长王宠惠的名义发表了社论，在社论中，提出人口规模应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每个朝代人口膨胀到5千万，往往引起社会问题，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全国出产只能维持到5千万人左右的规模。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江南各地得到充分开发，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承载人口数量随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缓慢的，是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在明朝与清朝表现尤为如此，通过从南方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从而维持朝廷稳定。

历次人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是北方出现连年旱灾，全国人民无以为继，饥民无以为食，被迫如此。

这正如在前几年，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匪患猖獗一样，在审问一位被俘的土匪，问其为何当土匪，这位土匪叫嚣着：你剖开爷的肚子，就只要爷为何当土匪了。

诚哉斯言，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劳作获得生计，又有谁愿意在刀口中混饭吃。

在前几年，国民革命军每占领一个省，一些地方武装面临解散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有口饭吃，坚决不同意解散，到最后即使干工程兵，每天从事重体力活也在所不计。

良民成为土匪，前几年军队整编过程中难点，虽然说明土地兼并重的问题，但更说明在当前中国，人均占有土地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像西欧各国学习，夺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外，除了改进耕种方式，提高亩产外，现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施行计划生育。

与此相呼应，多位留学博士通过报纸向大家介绍西欧奉为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其进行发展与创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的算术级数率增长。

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

从而将人口理论分为三部分：

①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②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着的抑制。

③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

这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通过上述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②只有拓展土地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水平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③人民的生活水平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人民生活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而与此同时，在全国很多妇女领袖也纷纷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决策，施行计划生育，一些人描述丈夫、公公婆婆将自己视为生育工具，每年除了生育小孩，还是生育小孩。

这些妇女领袖认为，现行的生育制度，是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希望将妇女从生育枷锁中解放出来。

在这波计划生育宣传攻势中，

一位记者到一些贫民窟，到一些偏僻山村，看到有的一家7口，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大家每天只能喝米汤度日，整个舆论当即哗然。

要解决贫困，就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若还是坚持多子多福，那只能是共同贫困，谈什么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根本不可能。

是在城市里面，在学堂里面，在一些妇女工作公司，如砂布厂，丝绸厂里面，这些少女在组织之下，纷纷游行，要求通过计划生育法，不要将妇女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后，于是国会议员的主张开始转向，那些过去嘲弄挖苦的纷纷转向。

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最高兴的是说自己有多先进，而讨厌说自己非常保守。

如此，在社会上基本取得共识，

大家逐步认清，多子非多福，强调优生优育，

鼓励一对夫妻生1个、2个子女，

对生育超过2个的，如3个，4个，5个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