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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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著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遯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三、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诱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家都无法原谅，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军区司令员的周恩来。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当然周恩来也是慢慢地磨练出来的，三十岁的伍豪（周用过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岁的周总理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的、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国务员一律脱党），不孚众望，称病辞职（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果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由清一色国民党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二二～六三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及《宋教仁谈话》，原载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不重用之就杀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揽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三月二十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民党随员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纺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出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作“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总统，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可是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正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他们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才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辞，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遯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转型”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案”和“江南案”】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总统得报乃连电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大总统。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之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子，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发现确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干部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学生“叛徒”刘宜良，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女儿城的故事】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民国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毛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事为皇后侦知，她怕丈夫染上爱滋病，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在蒋、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大陆上的康生和汪东兴，如何体谅主席苦心，一定有更惊人的警语和行动，将来自会慢慢出现的。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之后，就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