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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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0年代末，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即，一群与共和国同时走过来的孩子们就曾在北京丰台京丰宾馆聚首。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他们的父辈曾经怀着同一个信念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战争年代他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然而一切在建国以后都变得复杂起来了。善良的人们谁曾想到，我们党内会出现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殃及了那么多的无辜，它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孰是？孰非？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愿轻易触动这一敏感问题。这些从小生活在父母政治光环下的孩子们，因父辈政治上的沉浮，都多有坎坷。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孩子们却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主动化解了父辈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号令”产生到今天，近4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更客观、更宽容地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甚至昔日的敌人都成为了今日的盟友。对于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共和国历史的老人们，我们难道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他们吗？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国家开始疏远中国。1963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分裂》的反华决议。1964年，蒙古当局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开始对中国援蒙项目制造障碍，驱赶中国援蒙员工。蒙古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与此同时，→文·冇·人·冇·书·冇·屋←苏蒙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陆续进入蒙古。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蒙，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条约。此后苏联部队全面进入蒙古，大批坦克和战机绕过首都乌兰巴托向南开进，部署在中蒙边境上，苏蒙两军在边境多次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据有关资料表明，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驻蒙部队已超过8万，苏联实际上对蒙古实施了军事占领。

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酣。在极“左”思潮的教唆下，红卫兵无视国际公法，四处出击。他们冲击了蒙古驻华使馆，并在使馆墙壁刷上“打倒蒙修”的标语口号；他们指责缅甸总理吴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砸了缅甸使馆；他们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车到北京东华门友谊商店购物，停车时无意中压着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传单，被“红卫兵”抓了个正着。“革命小将”怒火中烧，当即将汽车推翻焚毁，司机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大使夫人落荒而逃，躲进了友谊商店。在国内，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无疑使日益恶化的中蒙关系雪上加霜。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要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调研，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了蒙古150万分之一的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许大使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后。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鉴于这种情况特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此时许大使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散。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后，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多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还专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许大使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许大使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许大使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许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立即要许大使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到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许大使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许大使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许大使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他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许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求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并准备了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匆忙动身。除此之外，许大使有每天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他还随身带上了收音机和照相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许大使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勘察现场，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他们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