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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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鳎�120师译电员，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常给父亲讲述长征中贺龙、关向应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故事。随着对党认识的深入，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0月在班长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期间，120师在参训队驻地附近城南庄与日军打了一仗，参训队都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做后勤工作。父亲觉得小小年纪就参加战斗，很是自豪。
1939年冬，参训队结业。回到冀中后，父亲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见习参谋，半年后转为正式参谋，从这时起便奠定了他一生作战参谋的生涯。
1942年日军多次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主力部队撤出了平原地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冀中军区机关精减缩编。1943年初，父亲被调入冀中军区教导团。约半年后，中央军委决定，冀中几个主力团向晋绥转移，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父亲从教导团调出，随吕正操转到晋绥军区，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吕正操受命进军东北。父亲离开了晋绥，随吕正操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沈阳撤退，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和四野南下诸战役，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成立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父亲从参谋、副科长、科长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处长（后改为作战部，这中间除1955年5月至1956年7月曾调任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一年后又被调回作战部），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王扶之接任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审查，才结束了他作战参谋的生涯。
在这33年军旅生涯中，父亲基本上是在司令部做参谋工作，而且没有离开作战部门。早期我军的司令部业务比较简单，作战任务基本上是由首长根据敌情亲自决断的。在冀中军区当参谋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负责给首长准备地图，布置作战室，在作战室值班做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在冀中军区三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任参谋长。第一任参谋长李英武是吕正操从东北军带来的一个营长，旧军人习气浓厚，生活上爱摆谱，动不动就对下面发脾气，大家特烦他，参谋们私下给他起外号李大架子。后两任参谋长是沙克和孙毅，两任科长是关联熏和高存信。这些首长们对年轻参谋都能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促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
到晋绥军区后，参谋长是陈漫远。当时晋西北形势好转，我军对敌斗争主要方式是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发动群众，袭扰敌人，陈漫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父亲根据上级要求，经常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一次大扫荡，晋绥司令部被日军烧了，但我军根据地生活还是相对稳定的。部队大生产运动搞得很红火，作战科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种些胡麻之类的农作物。
父亲认为，在他的参谋生涯中，真正学到点东西还是在东北。1945年刚到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先是肖劲光，后由伍修权接任。因伍修权常在东北局给彭真当俄文翻译，日常工作实际由副参谋长聂鹤亭主持。聂鹤亭是个老资格，南昌起义时曾和林彪在一个连队，聂鹤亭是一排排长，林彪是二排排长。尽管这时林彪已当了民主联军总司令，聂鹤亭却还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上，时不时还在科长、参谋们中间炫耀一下。1946年7月“七七”会议后，刘亚楼接任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刘亚楼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他很注重将苏军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运用到民主联军司令部建设中来。到这一阶段，父亲才比较多地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参谋长对参谋人员要求很严格，强调必须熟悉业务，掌握情况，有问必答，特别是对自己的部队，要了如指掌。当时作战科主要任务是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按参谋长要求到各部队传达任务，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每天根据战场发展情况和首长的作战意图向有关方面发通报。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分前后两部分，前指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父亲长期在前指工作。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参谋长要求作战科长们到首长那里和秘书们住在一起，及时了解首长意图，以便组织有关保障和通报工作。遇有典型战例（成功的或失利的），都要派他们去总结经验教训。
辽沈战役前后，父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副科长，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一直跟随林、罗、刘行动。在辽沈战役前，为了隐蔽行动意图，指挥部除对部队提出要求外，还要派出专人去传达任务。曾派科长尹建去二纵传达秘密包围义县的任务，派父亲秘密组织三纵、特纵的火车输送，派参谋处长苏静到锦州前线去总结经验，到塔山前线去督战等等。对于总部这些隐蔽战略行动企图的作法，一些纵队首长很不理解，父亲到三纵传达命令时，纵队司令韩先楚曾问父亲，为什么不使用电报？整个战役期间，处长、科长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线的锦州至昌黎段首先打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急令东野林、罗、刘三位首长率指挥机关由双城向锦州方向前移。9月30日，前指在机动过程中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故，幸而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因事故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罗帅去世20年后，在后人为他撰写的《罗荣桓传》中对此事曾有过简单的叙述：“……开进中在道里江桥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哈尔滨开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行车路线？既然是中央命令东野指挥机关迅速南下锦州，为什么已发现敌情还不迅速摆脱，却在哈尔滨周围来回折腾，反而增加了东野指挥机关暴露于敌的危险？其实罗帅并不了解实情。
按父亲的话：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辽沈战役期间，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
由于当时长春、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往西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11点左右“东野前指”专列离开了双城。为了防备敌特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由双城发往哈尔滨。
辽沈战役开始后，繁忙的军运使哈尔滨局的调度显得有些忙乱。由于事先没有交接清楚，专列午夜到达哈尔滨稍作停留，进行例行检测后，调度室竟将专列发往吉林方向。
专列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近三个小时，停在一个车站等待交会。此时已是凌晨，专列上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父亲尚未入睡，大战在即，作为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车布置好作战室和处理完林、罗、刘首长交办的工作，许多重大事情都需要在脑子里过一过。见到停车，父亲便下到站台上踱步。走到一块站牌下，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站牌上赫然两个大字“拉林“映入眼帘。熟悉东北地形的父亲大吃一惊！这和原来的行车路线整相反啊！要继续走下去，向东：经五常、舒兰、蛟河、安图后进朝鲜了；向南：经永吉、磐石、梅河口便直插敌人重兵占领的长春、沈阳。这不仅与原行车路线背道而驰，而且会给“东野”指挥机关带来重大危险。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军委十二道金牌令“东野”指挥机关南下锦州，即使天亮后发现走错了路，再去纠错，耽误了执行命令的时间，这漏子可捅大了。
父亲急忙上车推醒了刘亚楼参谋长，刘亚楼得知走错了方向也急眼了，叫父亲赶紧想办法。这时他们看到不远的叉道上有一列等待交会前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父亲急忙上前打探，得知是李天佑一纵后勤运送物资的列车。父亲将负责押车的后勤副部长带到刘亚楼处。刘亚楼命令：一纵列车原地待命，车头挂上专列返回哈尔滨。如上面追究，刘参谋长负全责。这样，一纵的车头挂上专列向哈尔滨急驰而去。
天刚放亮，专列在平房车站被拦堵，哈局派来的“毛泽东号”机车头已在此迎候。想必调度得知放走了专列，肯定吓得不轻！车头挂上专列后，按原定路线急驰而去。天亮后驶过松花江三棵树铁桥……
此时刘亚楼忐忑不安地来到林彪处，见林彪正在对着地图沉思。林彪见刘亚楼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便问道：“火车到哪里了呀？”刘亚楼急忙打马虎眼答到：“快了，快了，早过松花江了。”可能是大战在即，林彪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思考，因此没有更多追问。
这个秘密只有刘亚楼、父亲和哈尔滨铁路局的当事人知道，其他人都蒙在鼓里。五十多年后，父亲才对几位老同志提及此事。父亲说：“反正辽沈战役打胜了，这事也就不算问题，知道的人又极少，没必要再去说清楚，已经写到书上的东西更没必要去更正了。”
如果在打辽沈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因耽误时间而贻误战机？追究起责任，哈尔滨铁路局肯定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打锦州父亲负了伤，但不是枪炮伤。“前指”随部队向锦州外围运动时，作战科拉物资的马匹受惊狂奔起来，父亲躲闪不及被刮倒，在地上拖曳了近两百米才被拦下，此时父亲左胳膊已完全拖烂，露出森森白骨。父亲是吊着胳膊参加锦州战役的，以后父亲胳膊上便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辽沈战役后，平津战役期间，父亲被作战科派往天津前指，跟随刘亚楼同志参与了天津战役的全过程。在以后随部队南下的诸战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中南地区剿匪等，父亲在“四野”总部亲历了四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随着经验的积累，父亲的参谋工作有了一定的主动性。
在我们子女的记忆中，父亲对于自己的经历基本缄口不谈。这可能与他长期负责作战工作、保密要求高有关系，嘴特别严。有时学校里布置我们回家听父母讲战斗故事，他都敷衍了事。再有，父亲认为自己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没有在基层带兵打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和那些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的同志是无法比拟的，这一点父亲不说，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也是许多机关工作同志的通病，都愿意到基层带兵，一般在基层发展，进步都会快些。多年后，我听广州军区的迟泽厚叔叔说，1956年，在41军123师任职的父亲，接到军区一纸调令——回军区作战部任部长。当时父亲十分不情愿，为此还给当时的军区领导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陈述机关干部也能在基层发展。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之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最后还是恋恋不舍离开部队回到机关。我们现在有限的一点关于父亲的情况，多是从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他病重后我们做的一些抢救工作中获得的。
其实在战争年代，尽管父亲不在前线与敌人拼杀，却也曾与生死擦肩而过。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当时是冀中军区作战科长）在他的《往事回忆》中提到这样一段经历：
1941年8月14日敌人开始了一周的秋季扫荡。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分数路“扫荡”我滹沱河两岸之安平、深泽、无极、束鹿、安国地区。此时冀中区党政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南子文镇一带。当我发现南边敌人后，立即向北转移。在杨各庄渡河时增援之敌与我掩护渡河部队29团展开激战，机关渡河后西进，黄昏到达深泽城西地区，遭敌机尾随盘旋扫射，打死作战科的一匹战马。敌机过后清理队伍向西出发，却发现西面也有敌人，随即又调头向东，经一夜行军，跳出敌人合击圈，拂晓到达安平县东北部的中佐村。
中佐宿营后，正准备吃早饭，敌人飞机又来了。当时吕正操司令和程子华政委住在靠河边的一个大院里，吕司令住西厢房，程政委住东厢房，北面正房是作战室。敌人可能以为军区首长住在北面正房，所以把它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此时参谋阎仲川正准备接白班，刚跨进北门，炸弹就下来了。“轰隆”一声巨响，炸弹在北房西屋爆炸，屋内的夜班参谋田苏被掉下来的椽子砸死，送早饭的通信员也被倒塌的墙埋起来牺牲了。阎仲川与田苏的距离也就两米远，仅隔着北屋东头的门。被巨大的气浪推倒在地上……
第二次是1952年初的抗美援朝，美军对我实施绞杀战期间。尽管我志愿军进行了五次战役，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但双方都已无力推进。可是，国内和朝鲜方面对这场战争胜负的期望值过高，这无疑给前线指挥彭德怀以极大压力。彭德怀除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人员组成志愿军参谋团，帮助分析预测战场形势。身为中南军区作战处长，父亲奉命赴朝。他们一行从丹东鸭绿江桥过江，车队刚驶上桥，突遭美机轰炸扫射。鸭绿江桥是铁路公路单行桥，过江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后退不可能，只能加速往前冲。这时一颗炸弹下来将父亲前面的车炸飞……这段经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说这件事她记忆深刻，因为1952年7月6日我降生的那天是父亲从朝鲜回国的日子。
几十年后，我借出差之机，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江桥。江水滔滔，江桥依旧，白色的鸥鸟悠闲地漂浮在江面上，两岸一派和平景象。然而，江桥巨大钢梁上被美国飞机航空炮弹楔出的大窟窿仍历历在目。它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军旅作家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提到的父亲在东北被审查的那段经历，我曾问过父亲。他很淡然地说，当时刚到东北，敌我力量那么悬殊，部队逃亡的人也多，情况很复杂。加上我的科长叛变投敌，我又被隔在敌后好几天，接受组织的审查，这在战争年代是很正常的。抗战期间有一次冀中军区转移，晚上渡河时，我带前卫连刚过河突遭鬼子伏击，吕正操司令带着主力部队一下退了回去，我和前卫连突破重围，十几天后才找到大部队。那时也简单，只要有人证明一下就行了。
1949年2月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与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孙碧琏结婚。罗荣桓政委夫妇、刘亚楼参谋长夫妇、苏静处长，在罗政委家吃了一顿便饭，以示老首长对部属的关怀和祝贺。
在战争年代的几次跨区调动中父亲都遇到了“山头”问题。它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在冀中有，到晋绥也有。东北民主联军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基本上是八路军115师的老班底，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下就排除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山头”与宗派是有区别的，它是中国武装割据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中央既承认“山头”，又要消灭“山头”，对此父亲是有体会的。1947年初吕正操调任西满军区司令时曾让父亲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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