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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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与邮电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筹措器材，各邮电管理局千方百计挖掘库存、并将有些不开载波的线路上的铜线拆下以补充工程用铜线的不足。由于需要大量木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林业部门尽量支援，按时按需提供；指示铁路部门尽量沿线按点分屯器材，无论整车或零担，随时随地装卸。不停靠货车的小站，也破例停甩车皮，大大减轻了施工中的运输工作。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十分重视国际线路工程。总局局长陈先舟已年过半百，仍冒严寒深入工程现场指导工作，给工程队送来了猪肉、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朝鲜战争最紧张阶段，美军飞机经常飞临中朝边界甚至深入中国境内狂轰乱炸，东北已处于第一线，工作异常紧张，已没有休息日可言。身为总队长的姥爷和工程师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每天加班至深夜。吃住在办公室，听取各施工队电话汇报，分析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姥爷每到工程现场都随身携带话机，随时搭挂在线路上检查工程质量，与总局和各队取得联系。东北邮电管理局许多老同志讲，姥爷对工程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但对同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从不摆领导架子，许多工程问题都是在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的。

国际线路工程如此之大，当时邮电部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有由总队暂定一些主要规格标准。班组长只能经短期培训上岗，许多技术问题也只能在施工实际中去解决。北满地区冬夏温差很大，如何设计杆距和导线垂度，成为保证国际线路畅通的关键。日伪时期的习惯作法是不考虑导线的热胀冷缩程度，都将导线收得很紧，冻断了再接，连续锻炼几个冬天到不断为止，这样做显然会影响电路通畅的。工程师谢鼎建议，根据国际线路沿线每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风速等情况，自行设计导线垂度，并用垂度测量尺严格按架线时的气温收紧垂度。姥爷及时采纳了这条建议，派人收集沿线气象资料，由工程人员算出垂度标准，解决了导线的热胀冷缩问题，防止了冬天断线、夏天混线问题的发生。

国际线路全部工程从1950年“五一”后开工，到12月12日与苏联远东通信干线正式联通，历时仅7个月。由于各局保证了工程质量，我方线路与苏方远东线路连接后，立即畅通，这也是我国长距离路线建设史上罕见的。

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也经受了历史考验。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我的岳父、时任驻蒙大使许文益，为急于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在不能利用蒙古国电报局发报的紧急情况下，断然启用已封闭数年的经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有线高频专用电话（热线电话），及时报告了飞机坠毁情况。这条线路在历经20年、而且封闭数年之后，仍可供紧急启用，可见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是过得硬的。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证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邮电部决定：对沈阳—丹东—新义州—平壤的对称电缆载波干线进行抢修维护。这条电缆干线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建设的，制式与我国东北的一致，但线路年久失修，1951年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长途地下对称电缆又遭到美机轰炸破坏。邮电部指示，姥爷代表中国邮电部与朝鲜信递省（朝鲜邮电部）会商：由东北邮电管理局派出一支长途电缆抢修队伍，奔赴前线，与朝鲜邮电工人一道，抢修遭受战争破坏的电缆。

这条线路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通信干线，容量有5个四线组，开放3至6路载波电路，是当时沟通朝鲜南北和我国的主要通信干线，但修复这条干线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工程资料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时无法下手。“伪满”时期，这些电信设备和技术资料及维修管理都是日本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姥爷找了当时在总局留用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对此采取支吾搪塞的态度不肯出头。后来了解到留用技术员纪守民有这方面资料并参加过该方面工作。于是立即组织抢修队，让纪守民当教员为工程队边上课、边学习、边操作。

其次是设备能力不足。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还不能生产长途对称电缆，也不能制造三路载波机。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只能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沿前苏联边境埋设的对称电缆挖出来，送到朝鲜供抢修使用。没有载波机，就利用缴获的国民党使用过的美军CF1A四路电缆载波机支援朝鲜使用。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但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不断地轰炸新义州至平壤的铁路线和公路线。而长途电缆干线恰恰是沿着这一线路铺设的，因此不断遭到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袭击，工程队常常利用夜间抢修，但夜间敌机也很猖狂，到处都是照明弹，工程队为对付敌机想了不少办法。随着我军空军力量壮大，线路沿线安全了许多，邮电工程队常常可以看到我空军机群与敌机在空中搏杀的壮观场面。

1952年2月，我邮电工程队完成新义州至平壤的全线抢修工程，恢复了通信，保证了我赴朝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与祖国的通信联络。回国之际，朝鲜信递省颁发命令，授予我抢修队以“信递省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此后，事业如虹、正值壮年的姥爷忽然沉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爷是因为“特嫌”问题而身陷囹圄。其罪状是：解放前能在国民党邮电部门做报务员的，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辽沈战役接收沈阳邮电局时为了安全和保密临时安放在家中的电台成了“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更没想到的是，揭发姥爷的恰恰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位由红军摇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尽管审查了两年未发现任何问题，但姥爷还是忍痛离开了他钟爱的通信事业。以后姥爷在沈阳许多基层单位待过。按说，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谁都会郁闷的，但姥爷却不以为忤，没有悲天悯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用协和耳光打穿了耳膜，他都泰然处之。旧社会的磨难，参加革命的艰辛和生死考验，已使他历练出一种意境，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邮电部过问下，姥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重新回到邮电队伍中来。姥爷今年已是95岁老人了，但许多事情还坚持自己动手去做。沈阳家中几十米的客厅里，几乎布满了自己做的鱼缸，用遥控器控制的彩灯使各种热带鱼五色斑斓；他制作的盆景在沈阳市比赛中还拿过奖牌。

纵观姥爷一生，可谓是起伏跌宕。可是他从不消沉失落，更没有满腹感怀。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把名和利看得很重，因此才能有处波澜而不惊的心境，才能平静地过好每一天，认真做好每件事，也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作战珍宝岛

——曹建华的1969

41年前的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苏方不惜出动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多架次飞机对该岛发动多轮攻击；苏方炮群向岛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双方在岛上布设了上千枚地雷……

面对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国边防军人，毫不畏惧，士气高昂，奋勇作战，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事件”）。

这次战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同志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2006年5月，笔者在大连沈阳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见到了已80高龄的曹建华老人。

曹建华，1926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辽沈、平津战役后，已是营指导员的曹建华随部南下，参加了解放广西和当地剿匪战斗。1950年4月入朝作战，五次战役打了四个，战争结束，时任政治部敌工科长的他被调往开城板门店谈判代表团。1954年回国任39军34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6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系（原子导弹系）任教员。1964年调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任处长，1966年调合江军分区任副参谋长，珍宝岛战斗后任副司令、司令……1983年离休。

多年的东北边防工作使老人饱经风霜。与其他军事干部不同，老人的言谈举止让人明显感觉沉稳而不失儒雅，这或许和他曾经做过政治工作、当过教员有关。谈吐中，老人的一口苏北话里不时会蹦出一些：咋整、猫着、拉倒吧之类的东北方言。长期在边防生活，已使老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的恳求下，老人为我讲述了那难忘的1969年3月……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边民，劫持我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决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边界斗争。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乌苏里江除了作为中苏边境的界河，还是鲑鱼（又称大马哈鱼）的回游通道。每年夏秋两季，鲑鱼由海入江产卵，据说当时的鲑鱼籽在国际市场能卖到黄金价。因此一年四季，江上捕鱼生产十分繁忙。

曹建华老人说，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那时我方渔民在江上捕鱼，遇到苏方巡逻艇，往艇上甩几条鲜鱼；冬季双方军人在冰面上巡逻时相遇，互敬支香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就好像乌苏里江是他们家的，任何“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为此我方据理力争，双方边防军人先是口头争辩，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对我推搡加拳脚殴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抢走我渔具，殴打、绑架我渔民，其气焰十分嚣张。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双方见面不是递烟甩鱼了，只恨不能给他们两颗手榴弹！

国内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边防。“文革”初期，曹建华除了在部队任职外，还是合江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自然也回避不了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革命小将并不因为他是军人而手下留情，照样在合江满大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个师，其中3个师在合江地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兵团的革命小将敢于和一切帝、修、反做斗争。但美帝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太远没辙。面对近在咫尺的苏修，小将们异常兴奋，坚决斗争没商量！他们随时会冲到乌苏里江冰面上向苏方示威，乱糟糟的还都不怕死，有时呼啦啦能聚集上万人，局面严重失控。曹建华的部队除了正常巡逻外，还要不断到江上疏导群众，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地给他们讲解边防政策，防止事态扩大。客观地说，兵团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使苏联人非常紧张，也激化了两国的边界矛盾，导致苏方疯狂地向我报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当时江上我方人员很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曹建华迅速跳上自己的车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