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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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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将仇人的名字纹于身上。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燕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一个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边的女婢梳高髻,化浓妆,有一新来的婢女不知规矩,化妆稍浓,引得该妇大怒:“你不是好化妆吗?我给你化!”于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颜料填上,又将锁柱烫热,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后于伤口处敷上朱粉,及至肉痂脱落,伤处一如所化的浓妆。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郑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唐朝女孩喜欢化一种叫“黄星靥”的妆,即以丹粉点面颊,形似酒窝。此外,女孩还喜欢作“花子”即梅花妆,起自上官婉儿。当时,婉儿因伤及额头,留下伤疤,乃于伤疤处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饰,谁知该妆竟风靡宫廷,传至民间,中唐时已成女孩化妆的首选。另外,唐代宗大历年间之前,嫉妇们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欢在丫环或小妾脸上作月亮或铜钱状的刺青,时称“月点”“钱点”。

唐朝时,长安、成都、荆州是三大刺青地。

这三个地方,段成式都长时间生活过。长安为首都,刺青风尚自然立于潮头,但工艺最精妙的却是成都和荆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泽上冠盖天下,鲜亮明艳得犹如卷画,段成式曾问其秘诀,有小工答:只不过是用质量最上乘的好墨罢了。从中唐开始,由于市场需要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新职业场所:刺青作坊。在荆州,贞元年间,从事刺青的手艺人就研发了一种万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针,可随着魔方般的转动,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从中唐时代起,一些贵族女孩也开始在肩膀上刺花朵与水果了,比如芍药,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樱桃与爆裂的石榴。

关于刺青的故事,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还是回到开篇的葛清身上,顺着所刺的那一首首诗,追寻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为什么从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宫里的皇帝,从日本的留学生,到夜宴的座上宾都狂热地喜欢着他的诗?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欢,那么很正常;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大众喜欢,更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写的东西,同时受到高端和大众的迷恋,那么这个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也就是阳历的2月28日,李白、王维的阳历生日也是这一天。双鱼座的白居易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又有刚直一面。跟成长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有家国的情怀,希望通过努力,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著名的典故。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按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一夜之间名满长安。接下来,陆续做了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长安财政局长)、太子左善赞大夫(东宫太子的属官)。做左拾遗时,刚直方正,赢得了名声,也得罪了人。随后,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铁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将其刺杀。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们看来,不但没错,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规则,白居易忘了;他做谏官时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来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就在这时候,还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各种看着白居易别扭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对皇帝说,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命运仿佛跟白居易开了个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还好,途中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

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铁腕治理下,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时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骈笔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说的是,工部尚书卢简辞,在洛阳伊水边有别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际,与家人登亭远眺,忽见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着白衣,与高僧闲坐,神姿高逸,或烹鱼煮茗,或吟诗长啸,舟过卢家别墅时,简辞叫人打问是谁,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卢简辞追羡良久,以后逢人就说所见的这一幕。这是现场目击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之乐,从而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灵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内心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帝国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时武宗死,宣宗即位,还没改年号),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白居易作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双鱼座李白,水瓶座杜甫

古代文人成名何其难!在没现代传媒的情况下,靠着毛笔在纸上写诗文的他们,通过口口相传,仍能“名播海内”,可见优秀到什么地步。李白就是这样的人物。当然,杜甫也是。但在生前,跟李白比,他的名气差多了。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杜甫相遇于东都洛阳。

后来人们对此有至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心跳的相遇。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马上称为诗圣,一仙一圣的碰撞,太激动人心了。于是就说,李白和杜甫惺惺相惜,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真的是这样吗?

年岁小的杜甫对李白的无限景仰是真的,他一生中写了很多诗献给李白,比如《饮中八仙歌》《赠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

李白呢?

似心不在焉,写给杜甫的诗寥寥可数:《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戏赠杜甫》中还把杜甫轻嘲一番:“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不过,《酉阳杂俎》独家披露了李白写给杜甫的第四首诗: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故事有两个看点:一是放旷不羁的李白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子;二是李白与杜甫的关系问题。关于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子这件轶闻,只见于《酉阳杂俎》,后被人广泛引用。但最令人关心的还是李杜的关系。

按段成式自述,他偶然在李白祠亭上见到一首《宴别杜考功》,首尾句如下:“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但即使加上这一首诗,也不过四首而已。何况,南宋学者洪迈认为《戏赠杜甫》一诗并非李白所写,而是好事者为之。他甚至认为《宴别杜考功》中的“杜考功”也不是杜甫。那么,按洪迈的判断,李白只给杜甫写过两首诗。

但无论是四首,还是两首,区别是不大的,都可以说明,李白对杜甫也就那么回事儿,而并非像后世研究者意淫的那样两个人到了挚友的地步。李白很少给杜甫写诗,而且诗中看不出太多的真情,或者说不怎么愿意搭理杜甫,大约有几个原因:一跟杜甫还没有成名有直接关系。但这跟见人下菜碟没什么关系;二跟李白的性格有关。孤傲洒脱如李白,总是不会叽叽歪歪地给一个人写诗玩;三是二人关系真的很一般。在李白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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