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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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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载,巢湖市一女生觉得照顾她的爷爷奶奶都没有文化,不理解她,她要什么也不能满足,有次竟趁爷爷奶奶出去打牌,放火烧了奶奶的蚊帐,险些酿成大的火灾。
  “‘我要让他死,我要让他死……’此时的赵小亮内心只有这样一个疯狂念头。十四岁的他,提着那把菜刀,冲向了睡梦正酣的爷爷奶奶的卧室,一刀、两刀……几十处刀伤,刀刀致命。血,染红了漆黑的夜,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惊醒的奶奶问了一句:‘亮亮,你咋了!’刀已然如雨点般剁下!血,溅在了赵小亮的身上、脸上,急速落下的刀也砍伤了赵小亮自己的胳
  膊……”2007年7月26日,中国江苏网以《孙儿举刀刺向爷爷奶奶——隔代抚养的锥心之痛》为题,报道了一个十四岁男孩赵小亮只因不服爷爷管教而与爷爷发生争执,于2007年7月1日凌晨2时许乘爷爷奶奶睡着后,残忍地杀害一直照顾他的爷爷奶奶的血腥故事。
  而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很多的问题孩子,只要父母在家,他们的表现竟完全两个样。
  平江县大坪乡姜源村有一个留守男孩,初中没有毕业就在社会上游荡,没有钱用,就到附近组织一些年纪相仿的孩子专门拦截过路小车进行抢劫,成为当地一大公害。有一次公安局抓了他,问他父母在哪,他竟回答说,他父母“死了”!其母亲得知情况赶回来后,起初他拒不相认自己的母亲,直到母亲表示自己不再出门打工了,孩子的态度才有所好转。以后,孩子再也没有发生出门偷抢的事,一些坏的习惯也慢慢改正了。
  署名为“相见恨晚”的网友在参与我组织的此类问题讨论中,也诉说了自己小时候因没有父母的照管而渐渐变“坏”,后随母亲住在一起又转变好了的经历:“儿时,我跟外祖母过,两年时间不到,不知为何我就与别的孩子一起成了小偷,后来跟父母住,一切‘症状’都消失了。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后怕!”
  由此可见,家教功能的弱化是促使孩子走向犯罪的重要诱因,对于一个徘徊在“坏孩子”边缘的儿童,或许一个适时回家的有爱心的妈妈或爸爸、一份浓郁亲情,就足可将他们拉到正轨上来!
  而有些平时看上去表现优秀的孩子,一旦父母出门打工,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严格管教,也就没有了自我约束,通宵看电视,整天泡网吧,有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代管家长说他,说轻了他不理,说重了他很有可能撂下一句“你凭什么管?”就离家出走。老师找他谈话,百问不答。
  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教,许多留守孩子虽说人高树大了,但还是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平时还经常以游戏厅、网吧为家,夜不归宿,老人想管,但根本管不了。老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不论他们教育水平如何,内心里总还担负着监管孩子的责任。但许多孩子根本不服老人管。父母不在家,老人对孩子骂不能重骂,打是万万不可能。双方稍不理智,就可能滋生事端。
  其实种种事例均已表明:“代管”虽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却也是一种弊病很多的、不成功的儿童留置方式,那么,留守孩子的托管还有没有比找“代管”家长更好的办法?
  在发达国家,父母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只要没能很好地行使监护权,使儿童受到伤害,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抚养孩子的权利。媒体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仅因出现将睡觉的小孩独自放在车上或任幼儿独自外出玩耍无人看护等情况,就会被居民举报为虐待儿童和监护不力,被法院判定剥夺监护权的案例。
  鉴于中国国情,像某些国家那样,父母仅因“经济上或精力上没有能力承担孩子们生活和教育”费用时,就可以或必须无条件地将孩子移交政府监护抚养,这显然行不通。那么,还有没有新的途径?
  在学校各项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倾其所有地为留守孩子这个群体作额外付出。那么当留守孩子在学校就学期间仍然出现严重问题,如辍学、失学、离家出走、伤亡、违法违纪等情况时,家庭、社会与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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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你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1)
留守孩子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仅存十八亿多亩,按农村现有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进行推算,仅需亿劳动力,而现在农村劳动力有近5亿,剩余劳动力近亿。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农村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依然不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第二、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城市化的加速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口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1989年,中国大地第一次出现汹涌的民工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亿,其中进入城镇第二、三产业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约为8000万人。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640万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就意味着在近期内仍然还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至目前,农民工人数已逾亿之众。
  而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之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所从事职业的一种补充。可以说,农民工几乎承担了所有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而二十多年过去,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却仍然处于城市边缘状态,无法融入城市居民之中。笔者调查所到之处,农民工居住、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法定休息时间基本没有保证,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上把他们排除在外。在大部分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地、宿舍昏暗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生产生活设施普遍简陋,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许多个体老板采取低成本投入,更舍不得成本进行用工安全投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农民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他们却受到过剩劳动力背景的挤压,工资水平仍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网上调查显示,他们仅获得了其创造的新价值的三分之一。可以说,目前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越来越不可缺少的建设者,仍然是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生活状况仍然处于社会底层。而正是由于这份处于社会底层、身在城市却融入不了城市的尴尬,造成了他们在从业过程中自身无力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常要面临种种困境(如工资讨要难的问题、生命安全无保障问题、丧失亲情与夫妻感情问题等),这种物质上的无保障感与精神上的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对留守农村的孩子家庭教育管理方面的许多空缺与失误。
  你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
  我已背上行装匆匆去打工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她
  心中还是放不下
  挥挥手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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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咱心中也牵挂
  挥挥手回去吧
  你要孝敬爹和妈
  我会努力去工作
  为了生活我要去拼搏
  汽笛声声打乱思绪
  时间不会叫我去选择
  挥挥手回去吧
  还有事等你去做呐
  挥挥手回去吧
  可要孝敬爹和妈
  挥挥手回去吧
  等到高楼平地起
  漫天飘雪花
  春去秋来又一载
  我们就回家
  ……
  2007年元宵晚会上,当穿着蓝色工装的普通建筑工人李路正拘谨地走到晚会前台开始演唱这曲表达万千打工者离乡愁绪的《挥挥手》时,词中那夫妻离别的场景,赢得了无数观众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热忱的泪水,也在观众情感的天空缀上了一片挥之不去的云彩。其实作家翁新华早在2000年所作的另一首打工者之歌《钥匙交出了》,若接在《挥挥手》之后往下读,则更有一番意味:
  你从北方来
  我从北方来
  屋子也没带
  锄头也没带
  被子也没带
  碗筷也没带
  父母也没带
  妻子也没带
  城里楼很高
  城里很富饶
  城里很热闹
  城里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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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是帐子
  草地是被子
  饿了笑一笑
  困了睡一觉
  佳肴烤香了
  盘子洗净了
  鞋子缝好了
  商标钉牢了
  货箱扛完了
  轮船起航了
  楼房盖成了
  钥匙交出了
社会,你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2)
这首歌词曾获得珠三角某市举办的全国“打工者之歌”诗歌征集大赛一等奖。《挥挥手》写的是农民工离家时的情景,而《钥匙交出了》恰恰写的就是农民离家之后来到城市,到离开城市之前的这段日子农民工的心情故事。作者用朴素之笔,在极其平静的文字下面,表达了农民工沉重的思乡之情思亲之痛,饱含了他们在异地他乡艰辛劳动的汗与泪,也隐藏着他们无法融入一个亲手建设的城市的几多心酸与无奈。
  子女,不堪触摸的农民工之痛
  2007年5月,笔者驻京学习调研,有机会与京城农民工有了几个月时间近距离的接触。在我住处的对面,就是一大片正在建设中的工地。看着楼房在一天天长高,对农民工酸甜苦辣的体味也一天天更复杂、更细微。这片工地规划用地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六万多平方米。由于其北临朝阳北路,西邻东四环,城市干道在这里纵横交汇,又是规划中的六号地铁线沿线,可以想见,这里很快会成为诸多北京人理想的黄金居所。
  在我的住处,只要把目光投向户外,修建这些高楼大厦的数千民工的生活图景就像一幅落满尘埃的陈旧画卷,铺展在我的眼前。
  因为大面积施工,工地两边的街巷便整天笼罩在灰尘里,路两边,则是一些散发着浓浓臭气的简易厕所和蚊蝇乱飞的小吃店。每到夜色来临,民工的身影便像流水一样灌满这些街巷的街角空地。他们甚至来不及稍稍清洗手脸上沾染得板结成块的建筑灰尘,便选一块空地或蹲或站。或端着饭菜混装的大碗,看也不看,用筷头扒着往口里送;或一手拿着大馒头,一手端着稀饭,就着一点腌制菜下咽。只有年轻一些的民工,会在吃饭过程中拿各自的家乡话相互打打趣。傍着一堆建筑垃圾搭起的两层简易板棚,就是他们的歇住地。在街边至多呆上一个时辰,他们便会像鸽子一样散开,归到各自如鸽子笼一般矮小的住处,爬上大通铺或塞了十几张床铺的上下铺,等待着下一个工作日的来临。
  经常在这条街走动,我还注意到一个地方。晚上只要不下雨,我所居住的院校门外,常常就会聚起一群群灰头土脸的男子。昏黄的夜灯下,这些人依傍在树的四周单个儿坐开的时候,他们沉默的姿势就像农村河边码好的块块石头,拢成堆儿时,便像极了一组活动的灰色群雕。他们,是在这里等待理发的民工。理发的师傅同样也是民工。一张椅子一把刮胡刀,外加一个手推剃头剪、一块已分不清颜色的布。“两元一个”的理发招牌,就吸引了无数来到城市里辛苦劳作;又支付不起昂贵生活开支的农民工们。
  傍晚从这条街上走过,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是否会因集束式的居住与活动方式而稍稍抖落所走过的日月累加的风尘与苦累,减轻一些思乡的愁绪与思子之痛呢?
  我常常乘民工晚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来到这里与他们聊天。
  “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做事,放得下心,不担心工资没着落。”
  “只要拼了力气去做就行。钱不怕不给。”
  那些曾经发生在一些打工城市一年累到头还拿不到工钱的事情,他们怕遇上,所以他们最希望来北京打工。而来到北京打工之后,有的只能这里做几个月,那里做几个月,一年常常住无定所,要在几个工地间辗转来回。但说起这点,他们却十分满足,没有任何不安:“只要工钱能到手,多跑几个地方也不要紧。”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民工脸上写满的竟是他们内心十二分的满足。
  “比种田要强。只要有事做,工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拿到六七十元。”对于工钱价格问题,农民工也显得较为满意。
  笔者问起《劳动法》规定了的有关各类保险问题,农民工表现出的是他们的宽容与理解:“这些没人管,都是私人承包的工地,能按时给工钱就很不错了!”“他们也不容易。”
  “就是崽女不在身边,人管教……”但只要说起孩子,农民工的神情就会黯淡下来。
  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吃的是最差的伙食,住的是最差的房子,干的是城市最累最脏的工作,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不惜一切代价地付出,往往都是为了孩子!
社会,你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3)
记得2006年正月初二,听说笔者要了解留守孩子的问题,一位从广州打工回家过年的王家媳妇抹着眼泪告诉笔者:“我和老公出门时儿子才五岁,出去后的九年里,我们在外面受尽了冷眼,做着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为的就是小孩子今后能够有个出息。可现在倒好,前年回来时,孩子早就辍学了,天天在社会上鬼混,进网吧、上迪厅,整日只知道和乱七八糟的朋友吃喝玩乐。孩子不听话,去年我们就花钱把孩子送进一所全封闭制管理学校,可才开学两周,孩子就被学校开除。想和孩子好好谈谈,他根本就不听。现在我一说到孩子的事就伤心,像有人拿刀剐我心尖上的肉,这么多年拼死拼活地做,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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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生存与教管才是天下打工父母掩藏在心底最深的痛。
  社会:灰色污染防不胜防
  少年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形成,这就好像初生的婴儿还没形成良好的免疫系统,本身抗病能力就差。如果完全失去家庭教育这个环节,没有父母良好的教育与管制,就这样完全裸露在社会环境中,孩子像白条条的身子进入了社会这个大染缸,社会不良环境就会像细菌一样对孩子不断侵蚀。
  行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笔者感受最深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作为公共环境应有的精神文明建设,城市与农村似乎走入了两个极端。越是走到底层,精神文明秩序越差。而这些精神文明秩序的脏、乱、差,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北京,在任何省城,我们随处可以看到那些让孩子流连驻足的公益广告牌、可以供孩子们免费游玩的公益活动区。每到傍晚,下班了的父母便可带着孩子到公园散步,或留在家里辅导孩子做功课,安享天伦之乐。而只要自市往下,随便走到一个县,偌大的县城,你很难找得到一处专供孩子免费游玩、启蒙心智的场所。县乡城镇建设环境,除开成|人以娱乐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场所外,原有的少年宫是很多年前就没有了,早已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信息中心、房产中心、补习班。
  走到乡村,你很容易就会发现,由于壮年的缺席,许多乡村缺乏生机与活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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