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看见我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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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杀人事件背后的卑微人生：鸟，看见我了　作者：阿乙
给活人　我比我活得久
这是我的奢望。前几天一位朋友说：几百年后小说就没了，或者很多年后人类也没了。我循着他的思路想，凉意袭来。就像有一天我跟一人说，如果明天车祸死了，会留下什么？他好像也被什么袭击了一下。这些问题既严肃又可笑。被我说的人照旧去经营他的地位，被人说的我照旧写着小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贪欲就是意义。
　　我的贪欲是我活得比身体久点。哪怕只活到一季稻子那么长。
　　但我觉得自己是献身的。倘若什么希望也看不到，或者什么回报也不到来，那么我还会写。我已经感受到一些东西在阻碍它和我的关系了。比如一次路途遥远的饭局，或者一次耗时数天的旅行。我坐在无望的车辆上，感受着被绑架的痛楚。就像情人待在原地，自己被解送去西伯利亚。这种不能写的痛苦在芥川龙之介的《戏作三昧》里有刻画，我自己也写过一篇《一个乡村作家的死》，我写一个民办教师被劫持着去喝酒，越喝越没有尽止，多次找话要走，被挽留。终于能走时，他骑着自行车在小道飞奔，就像家中书桌是茫茫孤海之上的星星，但车和人都摔坏了。天亮时，他回到家，灵感飘散得无影无踪。
　　为安抚这巨大的遗憾，他打了一个手枪。这篇不成功的文章原型是我的舅舅。有一年我去吴村拜年，不小心走到他阴暗的居室，翻开抽屉，看到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稿纸。我就像在无尽的江南山脉看见一望无际的冰川，极尽震撼。在我们印象中，舅舅在教育一拨又一拨的小孩子，课余便碎步跑回家喂猪，退休后发挥余热，在自家院内搭了一个幼儿园。但是我终于是知道他强悍的秘密。他的另一半生命在写作。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一半的生命是坐牢，一半是挖地道。
　　我保留着舅舅那样的羞惭。有很多年都不承认自己是写作者。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作家，就会像民哲、民科一样不自知。我这样劝导自己：你自己也踢球，可是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同理，你自己也写作，凭什么就能当作家？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需要天赋和训练的东西。有一次我参加酒局，碰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东家热情地介绍：“阿乙也是写小说的。”我脸臊得通红，觉得被出卖了。我不敢承认自己和对方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先知》，寄托的便是自己的哀伤。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便会触目惊心、五味杂陈。我写《先知》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我觉得后者没有资格展露自己的高贵，我也不希望别人踩灭我的火把。
　　为了让自己继续下去而又不至疯狂，我时刻调解自己。我说：你写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样，是个兴趣爱好，你吃饱喝足了，用你的工资养养它，无可厚非。你爸爸下的是臭棋，你看他也很快乐。我就这样也很快乐。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我将自己掩藏得很好。直到今天我还害怕说我其实也写诗，我写的诗总是安上瓦西里这样的名字，有时还会加上括弧（1841…1886）。我想人们对死人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死人总是尊敬，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盖棺论定的名人。我后来敢于以阿乙的名字大张旗鼓地写小说，是因为老罗（罗永浩）在看过我悄悄发去的博客地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认为我是一个小说家。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型的小说，是在那时，我决心开始正儿八经像一名职业作家那样写。后来有很多人也表扬过，我还会细细分析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以免落于城北徐公的圈套。但是这一切都在慢慢变化，我自己也在，我心理再阴暗，也不至于在今天认为这些人是完全出于爱心。
　　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我应该感谢秦轩、叶三、黄斌、北岛、杨典、楚尘、胡思客、何家炜、王小山、李敬泽、陈晓卿、王二若雅、彭毅文还有余学毅，还有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会掐着指头算计这些飘进我耳朵里的直接的、间接的表扬。我以前怕借你们的名字自重，现在觉得适时感谢是起码的礼貌。我一直反复回味你们说给我的话，并以你们的姿态读我自己的文章。
　　希望原谅我的可笑。
　　我仍旧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我喜欢当牙医时的余华，我喜欢他在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天下宁静，好像窗外飘满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我的兄弟阿丁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
　　阿乙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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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1）
假如我们是一只很大的鸟儿，当我们盘旋在1998年4月20日的雎鸠镇上空，就能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副县长李耀军意外擢升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实验中学老师陈明義跪在百货大楼门口磕头；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又去北京治疗不孕不育了；一支外县施工队在公园外的水泥路上挖出一道巨大的坑；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正追着信用联社经警何老二要去下棋。我们将这些信息分拣、归类，就会抹去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件。
　　这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场景：冯伯韬躬着身子扯住何老二的制服下摆，而何老二背着双手走在前头，遇见熟人了何老二就向后努努嘴，意思是“你看看，你看看”。雎鸠镇的人们早已熟知两人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月亮必须围着地球转，地球必须围着太阳转，可是这天他们的眼睛睁大了，心脏狂跳起来。他们觉得冯伯韬是拿着一把刀子押何老二进地府，他们看到冯伯韬刀子一样的目光。他们不能拦下何老二说你要死呢（就像不能拦下公路上的卡车说你要发生车祸呢），这不可思议。
　　人们带着隐秘的骚动走开了，冯何二人走到湖边，一个将肥硕的身躯细致地安顿于一方石凳，一个将塑料袋里的棋子倒在石棋盘上，分红黑细细码好。何老二应该好好端详冯伯韬一眼，可惜他看到的只是温顺。何老二说：“你先”，冯伯韬便像得令的狗急急把炮敲到中路。历史上他曾无数次启用这个开局，也曾无数次否决这个开局，他总是信心百倍又惴惴不安，今天他的手缩回来时有些悲壮，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轰你妈瘪。他看到何老二果然把马轻轻抹上来。下了几步，他分了心，他想自己正不露声色地走过人群，人们问他赢了么，他什么也不说，他等着何老二自己去说。可是面前的何老二纹丝不动，只是诡笑着，这带着同情的诡笑让冯伯韬涨红了脸。
　　急不可耐地下了几十步后，冯伯韬将昨夜新记的秘招搬出来，他看到何老二的手顿住，面色凝重起来。他说：快点。何老二看了他一眼，忽而恐怖地笑起来，好像剪刀在轻薄的铁皮上一次次擦刮。冯伯韬这才猛醒，所谓秘招其实早在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用过，那次双方棋子出动的次序、兑杀的位置，乃至死子摞起的顺序都与这次重合，他好像走进时间的迷宫。
　　永远的胜利者何老二行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子，冯伯韬的棋势便土崩瓦解了。何老二说：“最后一盘了，以后不和你下了。”往日冯伯韬又窘迫又讨好，今日却是漠然说：“好。”何老二有些失落，顺手走了几步，眼瞅着冯伯韬只是勉勉强强地应，没将军就走了，而冯伯韬好像头颅被砍掉了，僵坐于原地。
　　何老二是个巨蛆式的身躯，慢慢蠕慢慢蠕，蠕过马路、小径，蠕到了家门口，正要掏钥匙，冯伯韬跟将上来。人们又一次留意到冯伯韬眼中可怕的刀光，不单人们看到了，转过身来的何老二也看到了，可是他不能问：你是不是要杀我呀？
　　不行，你得再陪我下一盘。冯伯韬将塑料袋里的棋子抖得瑟瑟作响。人们看到何老二有些为难，找了好多理由推阻，最后又只能充当大度的赢家，被冯伯韬推进屋。
　　有七个雎鸠镇的居民作证冯伯韬傍晚5点半进了鳏夫何老二的屋，但无人证实他什么时候离开。何老二的死是晚上9点被发现的，来找他顶班的同事发现路灯下排了一队长长的蚂蚁，接着闻到新鲜的腥气。何老二当时正一动不动地扑在餐桌上，脑后盖着一块白毛巾，毛巾中央被血浸透，像日本国旗。
小人（2）
晚11点，同样丧偶的冯伯韬轻轻打开自家的防盗门，看到黑暗中像有很多手指指着自己，便想退回去，但是那些冰冷的手指一起扑过来，顶住他的太阳｜穴、胸口以及额头。他手中的细软不禁掉落在地。
　　冯伯韬说自己是在傍晚6点离开何宅的，何老二把他送到门口，拍着肩膀交代“下不赢就不要下”。6点以后他照例要到公园散步——冯伯韬就是输在这个环节的。
　　刑警问：“有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在散步？”
　　冯伯韬说：“我没注意到，我脑子里都是棋子。”
　　刑警问：“你就一直绕着公园散步？”


　　冯伯韬说：“是啊。”
　　刑警问：“绕了几圈？”
　　冯伯韬说：“有一两圈吧。”
　　刑警说：“好了，你不用撒谎了，那里的水泥路被挖断了。”
　　冯伯韬说：“对对，我看到水泥路被挖断了。”
　　刑警说：“那你说哪里被挖断了？”
　　冯伯韬回答不出来。此后的四五天，他在讯问室不停练习蹲马步和金鸡独立，有时还不许睡觉。他总是听到一声声呼唤，“你就交代吧”——这催眠似的呼唤几乎要摧垮他孩童般执拗的内心，让他奔向开满金黄｜色鲜花的田野，可他还是挺住了，他知道一松口就是死。
　　审讯进行到第七天时，政法委书记李耀军走进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审位置，他说：抬起头来。冯伯韬缓慢地抬起头，看到一道寒光刺穿下午灰暗的光阴，直抵自己眉心。他重新低下头，又听到那不容置疑的声音（抬起头来）。他试图甩开这锐利的目光，却怎么也甩不开，他逐渐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注视、不能缩紧身子的光身女子。他的防线松动时发出可怕的声响，手铐、脚镣、关节和椅子一起舞蹈起来，他想你就给一声命令吧，爹。可是青铜色的李书记却只是继续看着，就像狮子将脚掌始终悬在猎物头上。
　　冯伯韬后来终于是不知羞耻地开了口。第一遍发出的声音囫囵不清，像羞赧的人被请到主席台；第二遍就清晰洪亮起来。他看到李书记眼里的剑光一寸寸往回撤，最后完全不见了，只剩一汪慈爱的湖，他备受鼓舞地说：我杀了何老二，还贪污了公家三千块钱，还偷了算命瞎子一百多块，还有。可这时李书记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到刑警大队长坐回主审位置，冯伯韬索然无味。
　　大队长说：你是怎么杀何老二的？
　　冯伯韬说：就是杀呗，拿菜刀杀。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拿斧头剁的。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那就是拿棍子敲的。
　　大队长说：嗯，有点接近了。
　　冯伯韬说：锤子，我拿的是锤子。
　　大队长说：你拿锤子怎么敲的？
　　冯伯韬说：我拿锤子敲了他脑门一下，他就倒下了。
　　大队长说：不对，你再想想。
　　冯伯韬说：嗯，我趁他不注意，拿锤子敲了他后脑勺一下，他就倒下了。
　　冯伯韬看到刑警大队长像个贪得无厌的孩子，便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但是有些地方实在满足不了，比如交代金库钥匙和作案的锤子丢在哪里。他发动智慧想了很多可能掩藏的地方，然后带他们去找，却找不出来。
　　这件案子折腾半年（认罪、翻供、认罪），冯伯韬本来要死了，却先碰到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死了。这个男人第三次从北京归来后数度手Yin，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让火车碾了下身。无牵无挂的李喜兰跪倒在地区检察院门口，证明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冯伯韬和她在一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小人（3）
地区检察院当时正准备提起公诉，越想越不对，索性把案卷和李喜兰的保证书一起退回县里，说了四点意见：一是杀人动机存疑；二是凶器去向不明；三是陈述内容反复；四是嫌疑人出现不在场证明，不能排除是他人作案。县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军当晚带人找到李喜兰，把保证书拍出来，又把枪拍到保证书上。
　　李耀军说：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你和冯伯韬干什么了？
　　李喜兰说：那个。
　　李耀军说：那个是什么？
　　李喜兰说：戳瘪。
　　李耀军说：你怎么记得是4月20日？


　　李喜兰说：那天我例假刚走，我在日历上画了记号。
　　李耀军说：作伪证可是要坐牢的。
　　李喜兰说：我以我的清白担保。
　　李耀军说：你清白个屁。我跟你说，表子，案件本来可以了结的，你现在阻碍了它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受到上级批评了你知道不知道？
　　李喜兰抵挡不住，小便失禁，李耀军说：带走带走。民警就将她像瘫痪病人一样挟走了。关了有一周，李喜兰大便失禁，方被保出来，她出来前民警跟她说：你就是作证也没用，没有人能证明你们当时在戳瘪，你说戳瘪就戳瘪，说不戳瘪就不戳瘪，天下岂不大乱了？
　　李耀军是从乡政法干部做起的，一路做到副乡长、副书记、乡长、书记，又做到镇长、镇党委书记、司法局长、交通局长，平调很多年，四十五岁才混到副县长，本以为老此一生，却逢上老政法委书记任上病死了，上边考量来考量去让他补了这个缺，使他生出第二春，说出“我任上命案必破”的话来。现在却是如此，放也放不得，关也关不起，他便使了通天的热忱，在电话里给地区政法委书记做孙子，让上司组织地县两级公检法开协调会。
　　地区检察院说：证据不够充分。
　　李耀军说：还要怎样充分啊？
　　地区中院说：怕是判不了死刑。
　　李耀军说：那就判死缓。
　　地区中院说：怕是也判不了死缓。
　　李耀军说：那就判个十几二十年，我今天把乌纱帽搁这作保，我就不信不是他杀的。
　　那个时候，关在死牢的冯伯韬还不知道自己正像一颗菜被不停议价。当他接到县法院11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的通知时，还不知县法院不断死刑案的规矩，还以为自己终究难逃一死，便含着泪吃掉所有的饭菜，又抽出巨大的鸡芭手Yin。浆浆快要射出时，他大喊：李喜兰你叫啊，大声叫啊，你痛得昏过去，你要昏过去啊。
　　可是还没熬到22日，通天的律师就把他保出来了。手铐解下时他觉得手好冷，脚镣拆下时他觉得脚好轻，整个身躯像要飞到天上去。飘到门口时他抬头望了眼苍天，苍天像块要碎掉的弧形蓝瓦，深不见底。他又回头看了眼看守所，看守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铁门上建了琉璃瓦的假顶，四周是灰白色的砖墙，砖墙内有无数棵白杨和一间岗哨伸出来，一个绿色的武警端着冲锋枪在岗哨上踱来踱去。冯伯韬想自己在射程之内，便忙跑进路边的昌河面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