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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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4）
这个工作于上海某企业的男性剧作家，以比卢新华更为充沛的情感写出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个话剧造成的轰动效果是匪夷所思的，宗福先先生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周游演出，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
　　作为作家和剧作家，他们两人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真正地位或许还要留待历史来界定，尽管，就轰动的效应而言他们取得的是寻常作家梦寐以求却不敢随意奢望的成就。　作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就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方能成就的事业，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他们解放了人民的情感，他们让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他们个人因此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述发生的一切从去世的周恩来、毛泽东到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让中国震撼的卢新华、宗福先他们与时尚、消费和欲望的历史在表层上也许不那么相干，但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崩溃”的宏大背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社会政治的深度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任何的回忆都无从谈起，那个在1976年9月9日走出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的青年人，也就不会对后来的生活、后来的城市、后来的人们的七情六欲发生那么多的感慨和联想。
　　　
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1）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一边，城市倾听到了《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
　　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有了悄悄的松动，满大街不再是单调的八个样板戏的旋律，也不再是让人听得生腻的〃阿瓦唱新歌〃或“月飞山，英雄的山”，尽管依然还在按照严格的〃向左、向左、向左〃的律令，但兄弟国家的戏剧、电影作品逐一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这座最具纪律性、也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城市中。
　　较早的时候，人们已经看见了“欧洲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那个接吻的镜头，这个镜头让上海多少青春少年为此怦然心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在一贫如洗的城市角落里以生命的名义而偷偷地模仿着镜头中的动作，他们中也有人为了这个模仿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以〃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身份永远地丧失了正常人的一切，在六、七十年代的毒辣的太阳下裸露着自己那个可耻的阴阳的头颅。
　　上海的青春男女还深刻地记取了《创伤》中反复接吻的镜头，由于这部影片明显地触犯了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禁令，导致了它放映不久之后的被彻底禁锢。
　　《宁死不屈》是深刻影响上海的影片之一。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仅深刻地记取了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米拉·格拉米的绝世美貌，他们还深刻地记取了德军少校汉斯·芬斯·斯多茨先生的精彩台词：
　　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呢，将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上海的青春男女会心地感受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之间的问候：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即使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中许多人还会清晰地记得荡漾在那座白色山城中的那句问候，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一个暗号。
　　“三千里江山”的朝鲜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影响上海的一个国度。
　　《卖花姑娘》告诉上海的青春男女一个关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凄厉故事；《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是对万恶的“南方”与豢养“南方”的美国强盗的最彻底、最愤怒的控诉；而《南江村的妇女》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对在万景台诞生的伟大领袖的统治的赤裸裸歌颂。我们还可以回忆起《看不见的战线》中的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前就含混不清地感觉到生活中的阴谋和诡秘。
　　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最轰动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岸之波》。
　　由齐奥赛斯库先生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许因为在人种上更接近拉丁民族，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文化上也与斯拉夫人有着明确的分野。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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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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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了这股时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着麦克老兄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还将商标别有用心地保存在这付廉价的南方墨镜上。
　　但正是此举激怒了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逻辑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他们称这是〃盲公镜现象〃，他们说表明了上海年轻一代的绝对无知，而这种绝对无知将使红色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IN〃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前工业革命的日本，这时已经从它温热的子宫中向全世界提供着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丰田轿车、三菱电梯、富士胶卷、JVC彩电种种种种了不起的玩艺儿。在上海，极小部分市民已经通过东芝冰箱而领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处，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动的则是它的收录机。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这是1979年的5月时分。
　　桌子上摆放着一台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那刻，它正放送着邓丽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点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潘继章先生显然完全地沉浸在邓小姐甜美的歌声中，对他来说，当他的耳朵告别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类的旋律，当一个叫邓丽君的女生带着全新的感觉走入他的生活，那种旋律、声线、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言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桌子上这个状似“乌龟壳”的三洋单放机密切相关。他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购买三洋单放机、播放邓丽君歌曲的点点细节。
　　潘继章的感受并不孤立。那时，众多上海男女青年纷纷将看似〃乌龟壳〃的日产单喇叭收录机买回家，而更时尚、更前卫的男女则拎着两喇叭或四喇叭的日产收录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复兴公园、虹口公园中，你会看见那个时代“酷毙”了的家伙，在草地上打开着日产两喇叭或四喇叭收录机，随后忘乎所以地舞蹈着。与此同时，在上海许多公园相对隐秘的角落中，你还会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城市男女，正拎着单喇叭、两喇叭收录机在进行英语对话，这种角落后来被敏感的媒体称之为“英语角”，而那些在“英语角”中勤奋出没的男女，有许多在更为开放的八十年代早中期纷纷远渡重洋，发誓再也不回这个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的城市，当然，二十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返上海，并对上海的变化产生了种种的惊叹，这是另外一回事和另外一种情感。
　　1979年，伴随着三洋收录机播放的“靡靡之音”，人们还看见了一条条裸露的美腿，以及，1979年的地下时尚：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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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2）
在论及超短裙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还应该作一个回望，我们还应该回头一瞥遥远的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那时，有一条裤子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是喇叭裤。如果你对上海时尚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条将裤管放大到遮住整双鞋子的裤子，是对六十年代前中期的小裤脚管时尚作了一次真正反动。小裤脚管突出的是裤管下面那双如同鬼怪式飞机造型的皮鞋，喇叭裤却试图遮蔽一切，试图表达一种放荡不羁的美感。
　　对上海来说，喇叭裤时尚并非源自西方，源自总是喜欢诱人堕落的资产阶级。某种意义上，被朗诺·斯里马达集团在1970年不幸推翻了的西哈努克亲王，他成为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喇叭裤的第一功臣。因为，正是通过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巡游的系列记录片，中国人民、上海人民才质感地获得了喇叭裤的视觉冲击。
　　普及喇叭裤的另外一个人物是美国嬉皮士青年科恩。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之后，从名古屋来到中国的科恩穿着一条大大的喇叭裤掠夺着中国人民的眼球，面对中国智慧的政治家周恩来，科恩曾发出了这样的提问：你怎么看待西方社会的嬉皮士？
　　他其实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待我脚下的这条喇叭裤？
　　一条让彼时红色中国惊恐不安的喇叭裤。
　　就这样，上海的青春男女在自己的家中将裤脚管一一放大，这中间又随着各人的时髦勇气的高底产生出“大喇叭裤”与“小喇叭裤”的两大派别，所谓“小喇叭裤”这一派，走的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时尚线路，他们要有70年代初期的时尚感觉，但又不希望这种感觉过于挑战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而“大喇叭裤”这一族则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将裤脚管放肆地扩张到盖住整将皮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让它成为了一个“扫把”，在上下失调的裤子比例中他们感到了时尚的快乐。
　　如果说上海的青春男女以喇叭裤作为七十年代早中期的时髦，那么，超短裙则作为上海女性的单一时髦而被他们广泛追逐。
　　超短裙时尚也可以追索到更久远的年代。
　　那时，城市正被革命浪潮所覆盖，人们正被红色的乌托邦理想所淹没，“文化革命”改变着普通男女的基本人性，还意想不到地使得上海的青春男女中的某些特殊分子的欲望得到彻底的释放。
　　“拉三”迂回曲折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中。这些过于勇敢地对待情感、对待生活的上海小女子，坊间时常流传着她们被一碗阳春面就干脆利落打倒的城市故事，这与今天她们的同道在“金色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