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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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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30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永不疲倦的老来俏，一次一次地搞女人，害得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那些女人使坏招儿。我恨那些闯入他生活舞台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并对我的那种恶毒的本质加以分析。
第一件就是跟西伯利亚的那位年轻的朱丽叶。开始我用恶意攻击的招术来对付情敌。据说这是最不奏效的嫉妒方式。
此话不错，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特别是直接的、公开的攻击，更无济于事。于是我就采用了更谨慎小心的方式。既然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白他跟那姑娘没什么关系，我正好抓住这个活口，把我对她的偏见说成是别人的看法，如果他替她辩解的话，我就装出吃惊的样子。
“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老说朱丽叶是罗圈腿。她确实有那么点儿，可我觉得观众是不会看出来的。”
听见我这么说，我丈夫花了3天时间来研究朱丽叶的腿，最后他也开始觉得她的腿是有点毛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以大家的名义攻击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的眼睛——“她是鼓眼泡儿，一只眼睛还有点斜”——然后是她的发式，然后是衣服。我成功的迹象在朱丽叶身上显示出来了：她其实是个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漂亮姑娘，可突然开始改变发型，更换衣服，妆也画得太浓了。我有一次在洗手间碰见她正站在镜子前哭呢。
“怎么啦？”
“人家说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看了半天也不知是哪只眼大……”我却不怀好意地听着，心中暗喜。
但是导致他俩最后断绝关系的一招儿并非这类雕虫小技，而是更阴险、更高明的招术。
我开始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还是打着“大家”的旗号：“人家都称赞朱丽叶演得好，说她的光彩使你相形见绌，不像罗密欧，倒象她父亲卡普莱了。真是一派胡言。”
这话对他打击不校他开始跟朱丽叶发脾气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获全胜不罢休。我以一位不知名的戏迷的身份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了封信，把她的表演捧上了天，在结尾又加了一句：“遗憾的是，扮演罗密欧的那位来自古都的优秀演员因为年龄的关系比朱丽叶大为逊色。”
这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罗曼史。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夫妇又恢复了关系，过起了小日子。
可没过多久，这出戏的第二幕又开演了。原来的女演员现在被剧团小卖部的人员取代了。这是个鲜嫩的西伯利亚小丫头，显然是抵挡不住我们那位著名演员的频频光顾。那老色鬼甚至在幕间休息时都急不可耐地跑去跟她调情，身上还穿着戏装——这对那丫头来说可有着压倒一切的效果：她那些看戏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羡慕死她，觉得她真有本事。她就站在柜台后面，脸儿红红的像“雪姑娘”，眼儿亮亮的像圣诞树。
开始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怎么会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你跟她能谈些什么呢？”
“没话打话呗。你可不能说她的坏话，这样不好。”
“‘不好’。问题是她值不值得我说。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我，一个堂堂的列宁格勒来的导演，会对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丫头感兴趣？笑话。什么‘好’‘不好’的。”
这样吵下去会把他气疯，我也一样。好几次我想控制自己，但都失败了。话说得越激烈、越恶毒，内心就会变得越冷酷，直到怒火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彻底的空虚。要想坚持下去真是难上难。可我必须得支持下去，因为剧团不能没有我。后来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我那位亲爱的丈夫。我最后垮掉了，抛下这一切离开那个地方后，剧团散了伙。他好不容易才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里找了个差事混口饭吃。
总之，我没费多少劲就把那小售货员也治住了。有一天晚上幕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匆匆来到他们俩正在谈情说爱的小卖部，装做在下一幕开始之前有什么要紧事要告诉我丈夫。我板着面孔发表一通议论，无非是想让他们看看在剧团这一亩三分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这下可把他气坏了，可又不能发作；那小售货员只有张大嘴傻听的份儿。这时剧场的头遍铃儿响起来，他只好悻悻地走开了。我转身对那丫头说：“别着急，阿耐什卡，你会习惯这一切的。如果你真的有表演才能的话，就必须首先了解剧团的一些基础知识。唉呀，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丈夫不让我告诉别人关于他对你艺术前途的打算，连你也不告诉。请你别跟他说。”
我说完就走了。这招儿很灵。那傻丫头开始做起美梦来：耀眼的镁光灯，观众的掌声，戏剧广告……况且她又离这一切如此之近，几乎是唾手可得。她显然是刚出校门的中学生，又迷上了舞台艺术这棵大毒草。于是她忍不住会把这美梦天真地吐露给我丈夫。我丈夫是个下流痞这不假，恕我直言，但他毕竟还懂点演技，而且确实有才能。他自然会看出这丫头天生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腿粗得像水桶，超重好几十斤，说话有地方口音，语言又那么粗俗。而她还指望着他能使她一举成名呢，这想法简直会把他气死。
我对付情敌一直是无往不胜的，但我后来决定洗手不干了。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这一切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不是心衰力竭，好久恢复不过来，就是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大发作，即使丈夫又和我重归于好也无济于事。我认真地考虑过，发现自己在做恶的同时也在毁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恶毒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吞噬着自己，吞噬着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像吸毒那样会毁掉一个女人。此后每当我看见一些妇女陷入这种邪恶之中不能自拔时，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她们再也没有能力做其它的事情了。如果婚姻关系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使女人变得邪恶，那么她最好的出路就是摆脱这种关系。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爱玛讲完之后轮到爱丽什卡讲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怎样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丈母娘。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好朋友爱拉。她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俩，后来这娘儿俩找了一间合居单元房。她们日子过得很苦，母亲是理发员，但她照样疼爱、娇惯女儿。爱拉长大了，技校毕业后开始工作，还搞了个男朋友——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又聪明又漂亮，一心一意地爱着爱拉。他在军舰上工作，所以他登记的住址是在海上的军舰。他们结婚后只好住在爱拉家，和母亲住在一个屋里。开始还好，丈母娘觉得女婿还不错，也挺喜欢他。可后来我们发现爱拉总是闷闷不乐，神情紧张。
“你怎么啦？跟丈夫闹别扭了吗？”
“不是，跟丈夫没什么。可我妈老跟我们过不去。”
“怎么回事？”
爱拉摆了摆手。后来她悄悄跟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不知为什么她妈对他们小夫妻的亲热非常妒忌。他们就有一间屋子，只好用橱子将房间隔开，母亲睡这边的床上，他们俩睡那边的折叠沙发床。晚上他们上床后就等着母亲入睡。可母亲近来有个毛病：在床上来回翻几次身，然后开始打呼噜，好像是睡着了。可等小两口刚一开始干事儿，她就爬起来，到隔离橱这边来找头痛片啦、喝水啦什么的。还唠唠叨叨地说她睡不着觉。显然是故意使他们难堪。
这小两口开始自己找房子。可你在列宁格勒找间房子试试——不是找不到，就是租不起，更何况爱拉又有了身孕，更没人愿意把房租给他们了，这一点咱们都清楚。
爱拉想跟母亲谈谈，可那位母亲却装糊涂：“我没有丈夫照样儿活了15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难办的事。”
结果很不幸。丈夫把爱拉送进妇产医院，等她生下个男孩后，兴冲冲地买了瓶白兰地跑回家，祝贺姥姥得了外孙子。
娘儿俩喝完了洒，女婿就睡觉了，丈母娘也回到隔离橱那边。
可到了夜里，她却爬进了女婿的被窝里。谁敢相信呢？他醉得稀里糊涂，又睡得昏昏沉沉，结果就骑到了她身上……然后他大叫一声，跳下床跑了出去。爱拉一家就这样毁了：她丈夫羞得无地自容，再也不肯回来了，虽然不少给孩子寄钱来。爱拉整日伤心，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
大家一致认为像这种缺德的事儿真是前所未闻。聊了一会儿之后，她们商定明天讲讲那些不忠的丈夫和妻子的故事。
爱玛还立下了一条规矩：“既然大家都相互信任，无所不谈，那咱们就订个协议：咱们中间有谁确实做过对自己丈夫不忠的事，都必须如实招来，一点也不许隐瞒。”
“但是如果实在没做过不忠的事，只是吃吃醋、耍耍坏心眼儿什么的，那就讲这些行吗？”爱丽什卡问道。
于是大家又商量好，如果没有不忠，只有嫉妒，讲讲这些故事也可以。
这样就结束了第四天。
第五天
不忠与嫉妒
白天一整天，我们的故事大王们都不时地以狡黠的目光相互盯上几眼，想猜猜是谁做了不忠于丈夫的事。
到了晚上，故事又开始了。拉丽莎照例先讲。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说了个笑话，描绘了两个偷人养汉的女人。
既然我没有丈夫，也就没有不忠与嫉妒的对象了，所以我还是讲个小笑话吧。
一套合居单元里，两个做邻居的女人在楼道里相遇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被单和枕头正往外走，还一边哭哭啼啼的。
“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把被单枕头往哪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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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这些东西都是我通奸时用过的，我想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眼不见心不烦。”
“跟你说吧，亲爱的，要是我也把通奸时用过的东西都扔出去的话，那屋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灯罩。嗐，就连灯罩，你想想看……那个伊万·伊万尼奇可真会开玩笑，他什么玩笑都开。”
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闹了好一阵，才转向吉娜，该她讲了。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几乎就是莎翁悲剧《奥赛罗》的翻版，只不过是发生在劳改营里。
里面有与莎翁剧中的奥赛罗、埃古、黛丝蒂蒙娜极其相似的人物。
我们劳改营里有俩女的搞同姓恋：娜塔沙·库兹涅索娜是“男角儿”，给她当“媳妇”
的是宁卡·西米莱什娜娅。两人那个热乎劲简直让人恶心。不管去哪儿，她们都是成双成对。娜坦是个醋坛子，把“媳妇”看得很紧——要是发现别的“男角儿”瞧了宁卡一眼，回去也会揍宁卡一顿。宁卡对她倒是没什么二心，从没见她跟别人胡搞过。她没那个胆量。
即使这样，娜坦还时不时地找茬儿跟她闹一通呢。她们自然也象两口子那样过着，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晚上，她们在床前拉一条布帘儿，俩人在里面闹得热火朝天，压得床铺“吱吱吜吜”直叫唤，全宿舍都听得见。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劳改营的头儿们也不管她俩，因为宁卡是这儿的缝纫能手——她踩缝纫机出的活儿一个顶俩；另外，娜坦是缝纫机修理工，这儿没她还玩不转。要说干活还非这些搞同性恋的不可，所以头儿们对她们的事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们的身份证上画了一条蓝杠儿，意思是说“此人犯了被禁止的同性恋”，这就完了。没人再去让她们检讨、接受再教育什么的。反倒是那些“男角儿”们四处称王称霸，拉人下水。你要绕劳改营转上一圈，只要看到犯人的班组长什么的，嘿，她不是“男角儿”就是“媳妇儿”。就连我们分队的女队长、女干部们，一在这地方干久了，也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受不了她们的法西斯作风，跟她们离了；她们没办法，只好转向“女人的爱”。
现在就说说娜坦和宁卡这亲密的一对儿。我们那块儿从少年组拨过来一个叫茜甘的姑娘，她是个“男角儿”。茜甘个子很小，像个小黑家雀似的，要说起干那事来那可真是把好手。她一个一个地把这一片儿的“媳妇儿”都搞了一遍，就只有宁卡她还没得手。这对茜甘可真是当头一棒：她发狠一定要把宁卡弄到手，这样就成了全营最有本事的“男角儿”了。
她老去跟宁卡套近乎，可宁卡根本不吃她这一套，还吓唬她说要告诉娜坦。那个娜坦有两个茜甘那么大的块头，虎背熊腰的跟汉子一样。她自打15岁起就充起“男角儿”来，是14岁进的劳改营，现在早已正儿八经的男人模样了。胸那儿一点也不鼓，可瞧她那副肩膀——我的老天。
这个茜甘老想把宁卡和娜坦拆散；我们那儿还没人干过这种缺德事儿呢。娜坦真的像丈夫一样疼爱宁卡，老给她买些小礼物，象纱巾啦，手绢啦，｜乳罩什么的。宁卡脖子上总系着一条娜坦送的蓝丝巾，鲜亮得很，只要一进缝纫组，马上就会看到那条显眼的蓝丝巾，就好像野地里开着一朵野菊花。一天，宁卡找不见那条丝巾了。她哪儿都翻遍了，可就是没有。
唉，也许是别人偷走了，她想。那正是11月7日的前一天，第二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所以那天有个晚会，最后还要跳舞。劳改营里人人都梳妆打扮，准备晚会上出出风头。
宁卡换了一条红围巾。娜坦看见了，问她：“你怎么不系那条蓝的呢？”
宁卡本来可以直说，但她怕娜坦骂她对她送的东西不珍惜，于是就撒了个谎：“每天劳动时都系着它，我有点腻了。
今儿过节，我想系条红的。“
劳改营所有的人都涌进俱乐部。我们坐在那儿等着节目开演。可政工干部上去了，给大家讲起政治课来。真烦人。全是些政治口号。可我们还得先过这一关。然后上去的是劳改营合唱团，搬着长板凳在台上摆了两排，爬到凳子上站着唱起“布痕瓦尔德警钟”来。还记得歌词吗？
起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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