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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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莸囟乇鹗洹Ｅ峙椎氖焙蛩突衬畲呵镎焦⒉家パ运怠傲迈排饪桌隙笔谴砦蟮模虼嗽獾桨嘀魅蔚难侠髋昊鳌Ｉ洗笱Ш笏突衬睢拔幕蟾锩保的鞘焙虺Сぞ圆桓姨拔哿思赴偻蚧骨縅ian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串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儿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后……” （此文发表于《中华散文》，领到稿费之日，自行车就丢了。）
老刘家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识分子的秀雅是病态的秀雅。老百姓经常骂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几天之后，又好像忘记得干干净净，离老远招呼对方说：“我家包饺子啦，去端一盘子吧。”而知识分子受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嘲讽，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说没什么，实际上怀恨终生，一旦得到机会，便整得对方家破人亡。老刘家经常因为个子矮而遭受辱骂，但他们似乎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出来进去，照样顶天立地，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所说的什么“自卑感”。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们既然矬，那你们就骂我们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骂你们时，也自能找到你们的缺点。老刘家有时遇到以“小矬把子”为主题的辱骂时，就回骂对方是“电线杆子”什么的。老百姓骂人不管有多么恶毒，一般都是实有其事，不会凭空捏造。有根有据地骂，再厉害也不会彻底决裂。凭空捏造地骂，则可能会出人命。比如围绕老刘家的身高问题，你可以骂出1000种花样，他们全家照常吃得饱睡得香。但你假如说他们家是苏联特务，那不但他们全家要跟你拼命，我们全楼都会从此看不起你，因为这说明你骂人的水平已经低劣到可耻的地步，你的人格太“矬”了。 老刘家的第二个特点是，阴盛阳衰，乾纲不振，大事小情，均由妇女当家做主。男性总人数虽超过女性50％，但平均身高并不占上风，更加上大儿子刘杰天生呆傻，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家就是母系社会。 老刘头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大人们叫他老刘，我当面叫他刘大爷。孩子们一般称呼各家的男女主人，不论其年纪多大，都叫“老某头”，“老某婆子”，或者叫“某某他爸”，“某某他妈”。我们经常跟老刘家的二儿子刘波一起玩，因此就叫他的父母为“刘二他爸”和“刘二他妈”。老刘头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家里的摆设，没有任何本事和特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短”，不好不坏，不俊不丑，每天上班下班，有时买菜做饭，有时不做，参与楼下的唠嗑，但说不出什么引人注意的话来。别人挖菜窖，他也挖菜窖，别人买秋菜，他也买秋菜，有时帮助别人干活，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也不添麻烦，有时和人下棋，棋艺很臭，但凑合能下。偶尔和人吵架，笨嘴拙舌的，又是个沙哑的“公鸭嗓”，不具备起码的观赏性，没什么人围观，所以也吵不下去。只有一次战绩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楼前卖废品时，因为排队问题跟“老财迷”他妈吵了起来，老刘头骂了一句粗话，那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直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没想到“老财迷”他妈对语言特别敏感，扑过来叫道：“来，来呀！你他妈不脱裤子不是人，快来，让我尝尝你的耗子能耐，让我也给你生一窝小耗崽子！”一边叫一边就解裤腰带，吓得老刘头掉头就跑，那姿态恰是一个词的绝妙解释：“鼠窜”。老刘头边跑边说：“快来人哪，耍流氓啦！快来人哪，耍流氓啦！”“老财迷”他妈已经抽出了半截裤腰带，像马鞭一样摇晃着追上去，可惜被闻声赶来的“老财迷”他爸给拽住了，说：“让你出来卖破烂儿，你他妈跑这儿卖屁股，你欺负老刘这么个老实人干啥？要耍流氓，回家跟我耍去！”而老刘头那边，也恰好被瘦小的老刘婆子迎头截住，老刘婆子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伸出枯瘦的胳膊，把老刘头往旁边一甩，面向老财迷的父母，凛然喝道：“别走，来呀，我要看看你咋给我生一窝小耗崽子！生不出来不要紧，我现去抓一窝给你塞进去！”于是，会战以老刘家反败为胜而告终。 这老刘婆子可非等闲之辈，她不但是老刘家的一把手，而且是我们街道居委会我们楼的小组长，是我们这些革命居民最直接的首长，相当于我们楼的武则天或是伊丽莎白女王。但她在家里家外都并没有什么特权，当组长纯粹是义务和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公仆”。偶尔年终时上级能发给一条毛巾之类的，算是对仆人的奖励，她就一路举着到处向人炫耀：“看，这是我发的，小组长一人一条，上边这个小猫多俊哪！胖乎乎的。小猫的少，剩下都是南京长江大桥，六组的跃进他妈想要我这条，让我一把抢过来了，我才不给她哪！”邻居们欣赏了一圈，把毛巾摸得乌黑，老刘婆子才喜滋滋地拿回家，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半个月内不许用，专供来客瞻仰。她在执行“公务”时，大家认她是组长，是“领导”，而平时似乎没有这么回事，不但可以打骂她的丈夫和孩子，连她本人也可以冒犯。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时代。我家有的邻居把厂长打伤了，把主任家的窗户砸了，也没受到什么报复。大家都很尊重领导，那是因为人家一天到晚很忙，又操心又没有报酬，有时还挨打受骂，家里的条件和别人一样甚至更穷，这样的“公仆”谁不拥护？这样的执政党还不该喊“万岁”么？ 老刘婆子我当面叫她刘娘，她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长得瘦骨嶙峋，脸似骷髅，手如鸡爪，我第一次学到“木乃伊”和“芦柴棒”这两个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我爸则说她是“小鸡崽子”。她虽然自以为是领导，但劳动人民的缺点也不少。有一次她儿子刘波欺负我，打破了我的衣服，我向她告状，要求她赔我衣服。她以为我父母不在家，便凶狠地拿着一把菜刀威胁我，不许我再告状，还把我从楼上推到楼下。没想到我爸正好回家拿啤酒瓶子换啤酒，听见我的哭声，便在楼下骂她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老刘婆子恼羞成怒，跑下楼来，想冲进我家撒泼放赖。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酒徒，又是一脑子封建意识，不愿意跟女人纠缠，就堵在门口，一把抓住老刘婆子的衣领，用力一提，老刘婆子就两脚离了地。我爸提着她走到楼梯旁，喊了声：“去你妈的！”奋力一甩，老刘婆子被扔出七八米，又打了两个滚，滚到了楼外。楼外的邻居们齐声喊好，有的说：“老孔，再扔一个！”老刘婆子坐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哭嚷着：“好啊老孔，你一个老八路，打我这个革命干部，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爸在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骂我说：“你他妈没出息，跟她告什么状？以后别去他们家！”一会儿又说：“这老刘婆子也就是六七十斤，他们全家我一扔一个。” 过了几天，老刘婆子又上我家串门了，说她那天没了解实际情况，就跟小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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