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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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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在 2003 年的时候，有 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 年时 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像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像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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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着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它的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踏它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画面。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舍洛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卡斯特罗政权、北越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朱莉的立场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 2004 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
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 15 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
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着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
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 U2 的主唱 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着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 5000 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着名的动物权利的扞卫者。
……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民主与效率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 20 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 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 PX 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 100 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 100 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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