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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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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10案是日军在鼓楼4条巷难民所、五条巷、北圩、太平乡、中华门外西街，石观音、扫帚巷、小心桥、消灾庵、通济门外四方城龙华寺、武定门外正觉寺、南门外方家山长生寺等处，集体屠杀了近万名居民、僧人、尼姑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9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10个月中间，经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等各慈善团体及群众自发组织收敛掩埋的尸体总计是155，000多具。
连同日军处理的户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总数在30万人以上。
1937年12月12日至21日即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两周内，是大屠杀的高峰。南京城里城外，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几乎没有一个其中不见尸骸的。有的是全部都堆满了，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此时正是南京冰天雪地、三冬苦寒的时期，30万具尸体受到天然的冷藏，烂不掉也腐不了，仿佛上苍在展示日本人的罪证。
堆积或浮泛在湖泊池塘里的我国死难军民尸体，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被砍头、剖腹、挖心、火烧、割掉生殖器、肢解的、刺穿阻部或肛门的，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杀人场景，把南京城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这些尸体互相枕籍着，男女老幼混杂在一起，30万屈死的冤魂变成江边凄怨的浓雾，在南京城内外的街道上草丛间辗转徘徊，久久不散……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中，除了疯狂屠杀我国同胞之外，还有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的奸淫。
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认定：
“在占领后的第1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Jian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有的人称它为“南京屠杀事件”，有的却称它为“南京强Jian事件”。
其实，对于毫无人性的日军来说，强Jian和杀人是分不开的，这些野兽一样的日军在疯狂地泄欲之后，通常都是把被强Jian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日本军部在发给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秘密命令中，要他们禁止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中国的暴行。命令说：“兵土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谈出来是不对的。”
命令还引用了日军某中队长对士兵们进行关于强Jian以后如何处理的指示：
“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系事后将她们杀掉。”
对贪吝成性的日军来说，所谓“给以钱财”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将她们杀掉”，才是这个指示的起初含义。
命令中还不打自招地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Jian的犯人。”
在这些恶魔占领南京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妇下至七八岁的幼女被魔掌蹂躏和杀害。
幼女丁小姑娘，被日军13个人轮奸后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的妻子被日军奸杀以后，8岁的幼儿和3岁的幼女被日军用枪尖挑着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死，阴沪被插入竹竿。民妇陶汤氏在遭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有一位妇女一天之内竟被日军强Jian37次！被日军奸后的妇女，不是被割去Ru房，就是开膛破肚，还有割鼻剜眼，刀劈火烧，这类残酷无比令人发指的奸杀暴行，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
除了疯狂地强Jian杀人以外，日军干尽了一个强盗和野兽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所有罪恶行径。
身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美国人菲奇，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原原本本地记录在日记中：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击一群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烧，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南京这座美丽的六朝古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火燃烧了39天还没有熄灭，所有的商业区和主要建筑都成了废墟，全城3／1都被毁了。在焚烧之前，日军对南京还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掠夺。
日本军队不仅抢劫普通市民、抢劫外国侨民、抢劫难民区、抢劫商店，而且抢劫工厂机器设备，抢劫文物，破坏文化设施。
中国人民熟悉的大战犯冈村宁茨在1938年7月听了部下的调查汇报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进攻南京时，对数万市民，曾有过抢劫和强Jian等大暴行。这是事实。”
日军在南京城到底抢劫了多少东西呢？仅据抗战胜利后不完全调查：器具309万余件，衣服540万余件，金银首饰14，200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所抢劫的其他财富，如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破坏的房屋和商店，尚未统计。
日军的暴行连他们的盟友纳粹德国也自叹弗如。当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中，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Jian、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2月17日，恶魔们擦去刀上的血迹，换掉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外衣，揩亮了踏尸体的皮靴，排成整齐的队列，举起血红的太阳旗，簇拥着魔头松井石根，踏着血迹未干的南京街道，吹吹打打地举行入城式。
瘦小枯干的松井石根骑在高头大马上，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尸陈遍地，臭气蕉天，城内14处熊熊的大火，使这场皇军炫耀胜利的入城式变成了地狱中的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
洋人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
当东洋人高举着血红的太阳旗张牙舞爪地从四面人方向南京杀来的时候，南京城内一群善良而正义的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旗帜。而最先擎起这面旗帜的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大无畏的外国人。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35岁的校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面对国土沦丧，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20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安全区的范围从南京城内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到新街口为止。安全区内的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上红十字旗帜作为识别。
杭立武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450名警察维护秩序。宁海路5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
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当时各方商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双方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由15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17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20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安全区设立以后，中方严格遵守协议。中国军队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安全区，而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偌大的安全区内，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这个“上了国际保险”的安全地带。据估计，在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前的12月11日到12日2天之间，逃进安全区的南京百姓，不下3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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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万人挤在这么一块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这些难民们都尽可能地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一时间，马路上，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难民，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难民们都以为这下终于可以躲过魔掌幸免于难了。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连同那些富有正义感的洋人们，都忘记了此时此刻即将攻入南京城内的日本军队早已经变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凶残的野兽，安全区怎能限制得了野兽的铁蹄呢？！
12月11日上午，南京城陷落的前两天，一发日军的炮弹带着恐怖的呼啸声飞进了安全区，不偏不倚落在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十几名中国人的断臂残肢当场被炸上了半空，安全区第一次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氛。然而，真正的恐怖还在后面。
12月13日一大早，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大胖子雷伯就起床了，这位已经70多岁的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稀疏的秃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去迎侯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在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t！”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圈大约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3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12日深夜中国守军的那场毫无组织的大溃退之后，许多无法渡江而滞留南京城市的部队，一看突围无望，便纷纷丢下武器换上便衣，跑进了安全区避难。
可是，成千上万的军人仓惶之中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便衣？埋藏武器就更顾不上了。因此，失魂落魄的中国官兵们只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也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了。
一时，安全区涌入了大批穿得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青壮年，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化了装的军人。他们的枪械虽然埋藏起来了，可是其余军用品，像随身携带的军毯、军装、绑腿和公文箱等一时来不及埋藏，只好随手丢弃。因此，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放着这类军用品。国际委员会雇人埋的埋，烧的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3日抢先入城的谷寿夫的部队首先发现了，紧接着，在鼓楼安全区附近的首都最高法院里搜出了满满一屋子的枪支。从金陵大学也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下，日军可找到借口了，立即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是，最后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队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日本兵冲进安全区，红十字旗帜在血红的太阳旗下在半空中无力地摇曳。
美国人乔治？费区担任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这位生在苏州的美国博士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费吴生。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眼看着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进收容所的几千名中国兵抓走了，他后悔极了。
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4个子女有3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14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15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1300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100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16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期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100多个妇女被劫走并遭强Jian。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50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1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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