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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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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报应今日又转回到他的身上。过去使他致胜的东西却使他的军队在战场上一败再败。
华北开战仅一月，一幕幕丑剧便在各地抗日呼声震天的背景下极不合谐地屡屡出现。这种现象出现之多、涉及面之广，远远超过蒋介石的预料，因而不能不让他震惊。他也是军人，深知战争就是两大集团、两个巨人在较量，内部的分裂，四肢的失调，不但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会使自己先被自己打倒。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将军们虽然能为自己的种种劣迹寻找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托辞，但这一切岂能玩得过花招把戏都耍厌了的蒋介石。
参谋本部情报部、军统及前线各方将领上报的情报，他每天都要认认真真地听取、认认真真地推敲，谁真有难处，谁在跟他耍心眼，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气量不大，但作为政治领袖他却极有自制力。仗打得激烈时，即使将领们犯了再大的过失，他更多的也是好言勉励或军令催逼，很少在战场上翻脸，但这个人的一切好坏都装在了他心里。他是那种愿意秋后算账的人。
华北一日战事，有几个人、有几桩事也许便在他的脑子里挂上了号。
事例1：
7月15日，日军大举攻击平津的意图已再明确不过了，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宋哲元加紧平津战备，尽早集中兵力以防不测，万不可为日军所欺骗，并以少有的慷慨姿态紧急命中央军北上平津，支援宋哲元的第29军。但宋哲元当即电示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暂缓派援军北上，以免刺激日本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蒋介石辛辛苦苦调去的中央军竟被挡在保定，眼看着29军被日军各个击破而无法相助。
当时29军吉星文团卢沟桥奋起抗战，赢来了全国各地的欢呼、慰问。面对上海等地的捐款和慰劳品，宋哲元竟加以拒绝而不敢收下，并电告上海各界：“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这些消息当然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有伸得更长的眼线，甚至能探知如29军37师何基沣旅欲反击消灭向卢沟桥挑衅的日军时，曾受到29军上层人物的训斥：“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了。”
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自然使他很容易形成对形势、对前线某些高级将领的判断，只是在战事没结束前，他必须依靠这些人，因而他仍旧是笑脸相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此时，他却在心中磨起了刀。
事例2：
汤恩伯衔中央十万火急的军令去南口布防，一路上没被日本人挡住，却被刘汝明拖在张家口，足足耽搁了近一周时间。为此，电话、电报联系还不能解决问题，中央不得不派出刘汝明的老上司鹿钟麟亲自北上，方能解决问题。
“娘希匹，军情如火，时间乃胜利。刘汝明权力不大，胆倒不小，擅阻我中央抗敌之军。军令、军法置之何用？！”蒋介石怒极时，总是操着那又尖又急的奉化口音骂人。
但骂归骂，刘汝明毕竟是察省主席、一军之长，平绥之战老蒋还得倚仗他。
但刘汝明并不知老蒋已在“惦记”着他。
鹿钟麟北上张家口，也只是放过了第13军。
8月上旬，当汤思伯眼见部队伤亡惨重而援军又迟迟不到而大呼援兵时，受中央调遣的陕北高双成师辛辛苦苦地从陕北米脂赶来却又被刘汝明挡在了张家口之外，任凭汤恩伯再三恳请，刘汝明却像护着一座金山一样护着张家口，谁也休想通过。高师无法驰援前线，不仅影响了前线的战局，而且使汤思伯吞并高双成师的美梦化为泡影。事前，汤思伯已密电蒋介石，拟将该师编并入第13军，得到了默许。老蒋都没找麻烦，刘汝明却在一夜间搅了他的扩军好梦。从这一天起，他恨透了刘汝明。
当然，蒋介石也不会为这种不顾大局，只图私利的丑态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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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3：
这种话题总少不了老奸巨滑、被称为“阎老西”的阎锡山。阎锡山算得上是旧中国军阀史上的风云人物。他能统治山西数十年而大权不倒，这在旧中国确实是个奇迹。奸诈、圆滑、善于见风使舵是他鲜明的个性。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在他手里栽得够惨的了。从执掌山西大印后，北方军阀中他曾威风八面。几次倒蒋连蒋介石都熟悉了他的反复无常。
在阎锡山身上，旧军阀的那些陈规陋习他几乎无所不包。
平绥路抗战，从战略上看是替山西扼守门户、说得俗一些是为他看家。但蒋介石数次电令晋绥军北上增援南口，他软磨硬泡就是不出兵。当看出南口防线兵力单薄，战线过宽的缺陷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请中央军增兵，同时向蒋哭穷，就是不愿动用晋绥军两个集团军中的一兵一卒。在得到蒋介石派出1个集团军增援平绥线后，他才勉勉强强地从遥远的晋北抽出一个正在修筑工事、并无战斗准备的旅增援南口。
援兵未到，阎锡山却已连电汤恩伯，请他手下留情，爱惜着这支还没影儿的援兵。该旅迟至战役后期才赶到，旅长又拒绝执行汤恩伯换防18家的命令。汤恩伯一怒之下，电请傅作义直接指挥。这时，阎锡山电令又到了，命令该旅返回驻地。阎锡山咬着牙派出的唯一一支增援部队，就这么一枪未放地在路上溜了半个月，只给汤恩伯带来了一场空欢喜和一肚子气，而阎锡山却从蒋介石手里实实在在地骗出了3个师。
阎锡山绝对聪明，但他聪明得过了头。张家口——南口一丢，察哈尔转瞬即失，当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连成一股锐不可挡的强大集团时，与冀、察毗邻的山西将何以保住？果然，日后晋绥军和中央军虽拼死血战忻口，八路军在平型关也有上佳表演，但仅两月，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便陷落敌手。
还是日后声震中国战区、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说得好：中国军队有最优秀的士兵，但他们没有好的长官。在他们的长官眼里，总是全局服从局部。
史迪威一针见血，却决无有意贬低中国军队的倾向。毕竟太多的军官，尤其是一些高级将领，用行动给外界树立了这么个既有损于他们自己，更有损于中国军队的形象。
阎锡山就是这众多顽疾缠身的高级将领中的典型。
华北开战一月，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数条战线竟全线溃败，自然不能仅归咎于以上几个高级将领。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在给蒋介石的侍卫长钱大均的电话中称：“除中央军外，其它军队望风披靡，均不可靠。”但事实上，他的这支中央军却比谁都跑得快。除此之外，卫立煌身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却也未建寸功；宋哲元虽对天盟誓要雪平津之耻，但背上的却是更多的耻辱。日军香月清司的3个师团竟赶得10多个中国师沿平汉线一路猛退。
第6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上将面对溃局，仰天长叹：“……长此以住，不仅全军覆没，甚至国破家亡。……”
不责众。面对众多将领的无能和失职，蒋介石欲惩也无从下手，只能权且先记在账上。但从这一仗，他已意识到了手中杂乱的200个师究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更认识到了造成这200个师军力大减的根本原因。
几个月后，集团军司令、上将韩复榘成了蒋介石军刀下的牺牲品，他要杀一儆百，改造好这支军队，切除隐藏在这支军队肌体内致命的毒瘤。蒋介石需要军队真正的统一，而不止在表面上。
蒋介石需要军威，一个能令对手闻之胆寒的军威。
蒋介石需要军法，一个使军令如山一般威严庄重的军法。
说到底，蒋介石要军心士气，要一支能打败对手的崭新的军队。
1937，大上海不设防
1937年7月，当卢沟桥事变震动全世界，吸引住所有关注中、日战事的中外军政要人的目光时，蒋介石却已早早地把目光移出北中国，移向京城南京的东大门，上海。
30年代的上海，是日本海军的海外权益集中地。
日本海军对上海的关注，犹如关东军盯住中国东北及华北不放一般。
6年前，当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海军曾在上海动过刀兵，结果海军大丢其丑。
在日本海军省的眼里，上海犹如自己的私有财产，决不容许陆军插足。对上海的这种形势自然再清楚不过了。
7月底，当华北的枪炮声一浪高过一浪时，蒋介石虽忙于应付华北，但也没忘了南京的后院。他秘密派遣先前上海抗日的功臣、“和平将军”张治中赴沪备战。
蒋介石在上海起家，多年来又一直靠京沪财阀支撑，对公对私他都极看重这块堆满财富的黄金之地和军事大港。但今日战乱之秋，为着中国全局，他不得不横下心来，准备在上海与日本人再次刀兵相见，决一高下。
上海，30年代的“东方巴黎”，无论对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对众多西方人，都有着太强的诱惑力。它就像一颗美丽的明珠镶嵌在淞沪平原上。富丽堂皇的大饭店，气势不凡的银行、商厦，风格各异的剧院、歌舞厅，租界内一座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小洋楼以及黄浦江港口内停泊着的一艘艘装上卸下的商船，都在证明这座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金融中心无可匹敌的霸主地位。
30年代的中国太贫困太落后了，但上海的繁华、喧嚣，却使它披上了一层异域繁华的风采。白天，街上车水马龙，形形色色的人来回奔忙。而每当夜幕降临时，霓虹灯闪烁。照耀得黄浦江如同白昼一般，政界、军界要员、商贾巨富、上流社会的阔太太、小姐们夜夜笙歌的生活给上海抹上了浓浓的一笔。当时，上海以东方巴黎的迷人情调闻名于世。吸引了来自世界的无数冒险家和军人政客。
上海，当时是中国面向外部世界的窗口。
然而，上海的引人注目，并不止于其繁华迷人。它还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商埠，战略价值极高。当时，上海港在世界军港中位居第5，在中国自然居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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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上海，不但控制了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而且扼住了溯江进入中国内陆的水陆咽喉。
如此重要之地，蒋介石自然不会忽视，可日本人更是重视万分。但令蒋介石和中国军沮丧的是，中国最大的军港，中国却没有驻兵权。
起因得上朔到6年前的1932年初。当时日军占领东三省，引来国联和西方大国一片竞相谴责之声。日本政府为了摆脱日益孤立的国际困境，引开国际社会的视线，于是向这个国际权益十分集中的大都市发动了一场战争，第19路军受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呼声的鼓舞，毅然自卫，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遂全面爆发。事发时，蒋介石正下野赋闲，迫于内外压力，他也想借机改变自己的形象，曾派张治中率中央军第5军驰援。中国军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其后的战争中曾迫使东京军部三易主帅，吃尽苦头。
但蒋介石当时奉行的毕竟是不抵抗政策，他眼中的宿敌是活跃在江西及全国各地的中共及红军。派出一支中央军做做姿态可以，但要他拼全力与日本人大战，他则不干。客观地说，他当时并未打算真正援助上海战场。暗地里，他甚至指责19路军擅自与日军交战，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因而派出第5军后，就再不发一枪一弹一人。上海前线的中国军虽然在战场上打得相当出色，但在失去中央政府及军队后援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未能取得第一次淞沪抗战的最后胜利。
5月15日，中日双方在沪签订《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及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军可在在上海地区驻兵。当中国军根据协定撤出上海后，上海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几千人。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堂而皇之地在上海长驻下来。又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屈辱条约降临在中国。从这一天起，上海就处在了对日军极其有利，而对中国军十分不利的情势下。上海，从此成了一座东方不设防的大都市。
但日本海军并不满足于仅仅驻军，当眼见陆军在东北、华北大肆扩张时，海军手便痒得难受。1937年7月，日本在上海虹口、杨树浦驻省海军陆战队约3000人，控制着进出上海的港口、要道。
有这些日军策应，日本陆、海军大部队可随时在黄埔江岸及长江沿岸登陆。这3000名陆战队员人数虽少，但却承担着日本攻略中国的又一个作战方向，因而备战急急。他们利用在上海驻兵的特权，大力加强驻沪军事设施，以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本部为核心，以杨树浦公大纱厂和沪西丰田纱厂为两翼，大量构筑了坚固据点，并在日租界日侨各大建筑物内设置了众多的掩体工事，对日侨也加强了组织与训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中国最大的都市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军人大事战备、到处炫耀武力。有军人撑腰，上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浪人更加有恃无恐，四处寻衅。中国人不乏血性，岂肯眼看倭寇在中国为所欲为。双方的对峙，更加剧了上海形势的紧张。
事实上，中日关系早在1年前便紧张起来。
1936年9月23日夜，日本海军借口“出云”舰水兵3人，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而一死二伤的事件，下令海军陆战队全部出动，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州公墓一带，密布岗哨，派队巡逻，大有挑起事端进行报复的迹象。
蒋介石此刻虽已萌生抗击日军的想法，但抗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他正反复督促、并多次亲赴西安部署对陕北的第6次“围剿”。在他的授意下，南京、外交部多次出面谈判，并请一些外国驻中国外交官从中缓解，希望事态得以控制。日本由于“二？二六”事件余波未平，东京也不愿事态扩大，遂接受了调停。上海事态总算被控制住了。但日本海军似乎也从这种紧张中看出了苗头，增加了海军陆战队驻沪人数，并广泛收集情报，各种演习也越来越频繁。黄浦江上，日本海军舰队奉命开往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标定舰位，俨然一副战前准备的样子。
中国国民政府眼见上海无驻兵权，而日军却蠢蠢欲动，又不甘心把中国最大的城市和财富的集中地让给日本人，更不愿看到上海的危机将来威胁到南京。为阻止日军未来可能的进攻，参谋本部拟制了一份计划，由军事委员会拨款100多万元充材料费，由驻军第87、88、36三个师在上海侧后修筑工事。这是一条耗资巨大、费时较多的工程。从无锡到江阴（锡澄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吴福线）多道坚固防御阵地与沪杭分区乍浦、嘉光线相衔接。其中，以预先构筑于阵地上钢筋水泥、重机枪掩体作为阵地骨干，战时再辅以战壕配备，因而成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抗日本进攻的最坚固、庞大的阵地配系。
国民政府不能在上海大动手脚，便只能在紧挨上海的后方大做文章。这几道防线的修筑，集中了蒋介石屏护南京、长久抗日的战略构想。其工程之大、耗资之巨，均属中国第一，堪称中国的“马其诺防线”。
8月11日，日本本土驰出的一批战舰和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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