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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码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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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初步核实里面的一些情况，郝智先把信里涉及到的一些单位领导找来，婉转地询问了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和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些领导多数属于欲言又止的人，所以话说起来也含含糊糊的，只是林业局长是位性子直率、敢说敢做的老同志，他见郝书记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长叹着气说，这两年国家退耕还林的款子使用的情况还比较理想，要像过去的话，国家投入的那点钱又会很难发挥效益了。郝智也就直来直去问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局长说，那几年地委给各部局经常灌输青年营是全国闻名的典型、是新的大寨的思想，要各部门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持和保护。梁怀念书记还三天两头亲自搞现场办公，这个部门拿一点，那个部门挤一块，把好多的专项投资都流到青年营里，具体是多少，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哪个部门去进行审计汇总过。林业局长又说，凭心而论，起先青年营的确干了许多事情，为全区治理荒漠付出了努力，但后来他们的性质变了，变得不敢叫人和他们打交道了。
郝智电话里给廖菁说了此事，她说自己也接到了类似的材料，现在正在思忖该如何处理是好。她认为根据材料和自己从其他渠道掌握到的情况分析，青年营的问题肯定不小，很可能是个大马蜂窝，说不定还是一颗原子弹，如果哪一天引爆的话，会牵涉到许多人，弄不好甚至连你郝智也要搭上。她劝告说，千万不要亲自触动这个雷区，还是妥善考虑好对策和方案。
郝智不愿意叫廖菁卷入如此复杂的事情，也关切地劝告她说，这万全良策还是自己考虑好了，如果到时候需要她助一臂之力的话，那她是想推辞也推不掉的。最后，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就约定等谁有了方案及时通气商量，但一定不能擅自盲目行事。
给他们写举报材料的人是《路山日报》记者张汉铭。去年，姜和平找张汉铭谈话时，看到姜专员十分诚恳的样子，张汉铭当时给了姜和平很大的面子，同意按照姜和平的要求不发关于矿难的后续稿子，当时他还善意地就舆论监督的一些具体事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听到姜和平对着温彩屏说要重用自己时，尽管平时视官位如粪土，他心里也不由自主地亮堂起来。后来他多次回忆起这个情景，还对自己瞬间迸发出来的官本位思想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恶心。这可能是每个人潜意识里的劣根性带来的，他只有这样给自己解释、宽慰。
当时，为了和《华夏报》搞好关系，张汉铭还真的随同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到邻省的《华夏报》社去沟通。在和他经常打交道的对外记者部主任面前，他红着脸编了瞎话，说矿难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已经圆满解决，所以后续报道也没有写的必要了，如果要写，还不如发一篇路山地区重视这项工作的稿子。主任和几个编辑看到他的脸就明白了一切，再听了这番话，都好像不认识他一般，这不应该是从那个叱咤风云的张汉铭口里说出来的话呀！当然，新闻科长代表路山地委请报社领导和编辑吃饭的事情也没有办成，反而是华夏报社对外记者部请他们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还对他的表现流露出了失望，听得宣传科长很是尴尬。后来一个平时跟他最铁的编辑在电话里偷偷告诉他，大家都认为记者队伍里又一个敢说实话的好记者被收买了，变成了一颗流星。
过了两个月，姜和平说的《路山日报》准备办“内参”的事情，温彩屏好像忘到了九霄云外。张汉铭拿着几篇新写的批评稿子，却不知如何是好，本报显然还没有这类稿子的市场，给姜专员寄去后又如同石沉大海。有时候想不如再发给《华夏报》，可想起哥们儿说的流星之类的话，也只得作罢。到了年底的时候，地委决定配备报社的班子，地委组织部来人装模作样地考察，尽管张汉铭的民主测评得票很高，但任命文件发出来，任命的却是经常和姜专员跑的那位要闻部主任。
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片，他感到自己真是被愚弄了。一时心血来潮又跑到禾塔继续进行调查，这次他不光继续披露矿难真相，还想对那个讨厌的青年营下手，看这么多年里，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一天暗访下来，已知道矿难死亡的是12人，同时还得到了名单。再继续调查，又意外得知那个“指挥爆炸”的矿长，在事发后几个小时里被梁军他们扣押，之后再也没有音信。调查到第三天又发现青年营里好像还有地牢时，他的行踪被人发现，马上像惊弓之鸟般逃离了禾塔。
回到路山后，他心惊胆战，不知道如何是好。紧张和恐惧中，他给单位请假告病在家休息。一天晚上，妻子带儿子到少年宫学习书法，突然家里的门铃久违地响起，进来两个西装革履、颇有些气质、留着寸头的陌生人。见他疑惑地望着，陌生人用普通话说：“听说你病了，我们受人之托前来探望。”他听着，莫名其妙，问他们是受谁之托？究竟想干什么？他俩嘿嘿干笑着说，这世界上有些事还是别知道太多为好，因为舌头是块多余的肉。说着两人拿出一个大信封说，古人说的真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得饶人处且饶人，希望你张大记者也以古人为榜样，好自为之吧！这些钱先拿去看病，要是想到省城里享受现代生活，老板自然会给你买套房子的。张汉铭摸了摸信封，自言自语地说：“钱可真是个好东西，但君子爱财那是应该取之有道的啊，来路不明的钱怎么敢花？”
“道，什么是道？你现在拿了这钱就是取之有道！不拿的话那你就没有道！”
张汉铭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后生，听他们这样一说马上回敬了一句豪言壮语：“请转告你们老板，他赚他的钱，我做我的事，继续搞舆论监督，大家各走各的道。”
来人收起信封：“哟嗬，你还真行啊，继续走你的道？我看你这是在烟囱上招手，准备一条道黑到底走了！嘿嘿。”他俩奸笑着悻悻离去。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个本地口音的电话说：“真佩服你，看来还算条汉子。好吧，我们不找你的麻烦了，倒是想领教你儿子是不是和你一样也是汉子。”
他顿时紧张起来，问：“你们准备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儿子不是每周末在少年宫学习书法吗？我们帮你培养他。”电话挂断后，他通过电信局的朋友马上按照显示的号码，查到这是街头的IC卡电话。思前想后，他的确心里有点后怕，悄悄地聘请了一位文化馆教书法的老师。到了周末晚饭后，妻子按照惯例要带儿子上课，他说，从今天起不用再到外面上课了，我请了家教。就在妻子的惊诧中，文化馆的老师准时按响了门铃。老师走后，妻子直埋怨请家教费用太高，他则以老师和自己是熟人而搪塞。又没过两天，他再次接到几个恐吓电话，内容一次次升级，简直变本加厉。张汉铭知道这伙人不会善罢甘休，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即使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也应该彻底揭露他们。他写好了举报信，认真筛选人选，觉得在路山的领导中郝智和魏有亮属于最正派的，就用匿名信的办法发给郝智。但在考虑给哪个新闻单位寄材料时，他好费思量，撇开自己和《华夏报》的关系，现在掌握的情况即使是他们调查采访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恐怕也报道不出来。想到当年报道梁怀念突击提拔400多名干部的那位赫赫有名的新华社记者廖菁，估计新华社记者对匿名反映的情况可能不感兴趣，用实名的话他们也一定会保密的，他大胆寄出一封实名信，果然很快得到廖大记者的回音，廖菁表示等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尽快到路山来调查。
廖菁说话算话，不久后果然悄悄来到路山，住进宾馆后给张汉铭打电话时，他还简直有点不相信呢！
在张汉铭这条内线的帮助下，廖菁的调查开展得十分顺利，一周多的时间里不仅核实了张汉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还调查到青年营多年来套取国家的专项涉农资金很大，比如以营造高标准示范林的名义，套取百万资金进行榆树滩的开发，拿造林款支付毁林的工资。青年营还有更令人发指的许多恶行。在她按捺不住的兴奋中，情不自禁地给郝智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她认为这个青年营，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而他们的幕后指使人比“南霸天”和“刘文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到电话，郝智才知道廖菁早到了路山，而且调查已接近了尾声。在埋怨她的同时，更为她的安全问题担心，他说马上想见到她。廖菁满不在乎地开着玩笑，说这样的话你不怕暴露我们的关系呀？郝智说到了这个份上自己什么都不怕了。他真诚的话语令廖菁十分感动，她说我们的暗访行动目前还没有引起对手的太大注意，况且再过一两天调查就可以顺利结束，咱们很快就能见面。“‘我们’，难道还另外有人？”郝智发问。廖菁说暂时保密，只是告诉你，自己很安全，详情等见面再说。
四十五
不用说，廖菁说的“我们”，就是路山报社记者张汉铭。然而，廖菁他们把对手想得太简单了。自从张汉铭拒绝被收买后，从他接到恐吓电话起，他的手机就被别人时刻监控着。按照《电信法》的规定，监控电话，必须得到公安局的批准。而要拿到这个批件，对梁少华来说也许做得到，但梁少华发现了更简单的途径，只要有机会接近通信公司职工，就可以查到本公司手机用户的往来信息。
张汉铭用的是路山联通公司的CDMA手机，以前他多年一直使用的是移动公司的手机，CDMA以“绿色环保”的口号上市后，无限夸大功能的宣传中，也给手机消费市场带来一片繁荣。为了探个究竟，张汉铭多次到联通公司的销售大厅进行暗访，发现所谓演示辐射大小，只是用一个烟灰盒做实验。销售人员把传统的GMS手机放到烟灰盒旁边，安置在盒内的仪器就发出尖利的报警声，而CDMA所谓的绿色环保手机，放置到盒边则安然无事。在一次做实验时，有一个吸烟的顾客无意中把手里的烟灰弹进了烟盒，竟然也发出同样的叫声。他把现场见到的事实写成稿子送给编辑，最后到了温总那里签发时，温有些犹豫地放了几天。可巧，就在几天后，中央某大报连续发了几篇揭露“绿色环保手机”的文章，指出目前市场上的手机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有了大报的舆论导向，温彩屏就下了决心签发稿子，稿子一见报，联通公司马上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找地区领导，但想到那次地区征收他们的奖金税，他们把地区告到了省里，心里就阵阵发怵。解铃还得系铃人，公司就派出公关人员缠着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并给全体编辑记者赠送了手机，一场风波才算结束。风波过后，张汉铭也用上了CDMA手机，联通公司还给他送了两千元的话费。
梁少华找到一个经自己之手安排到联通公司服务热线上的小情人，只报出张汉铭的号码，没过一分钟屏幕上就显示出他的通话记录。仔细看过记录后就要求小情人对这个电话进行特别的关注。起先这个小姑娘不同意这样做，说领导早说过私自调出用户的通话记录是犯法的事情，经不住梁少华的死磨硬缠，再加上她想这份工作也是梁老板给安排的，而且梁少华还在自己的衣兜里偷偷塞进来三千块钱，她只好默许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总是看几次这个电话的通话情况，过十天半月便悄悄打印出来记录单交给梁少华，但她从来都没敢去监听。从通话单子中梁少华发现，有一个北京打来的电话和一个外地手机最近与张汉铭联系频繁，于是他按照号码打过去，假说是找全国妇联，对方告诉说他们是新华社。新华社几个字马上引起他的警觉，梁少华指示小情人，只要发现这个北京的电话或外地手机和本地的这部手机联系，马上报告。
这一切廖菁和张汉铭当然一点也不清楚，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调查工作保密得天衣无缝呢。事实上，从廖菁到路山的第一天晚上使用宾馆的电话给张汉铭打电话起，他们立即被人发现并遭到跟踪。对手之所以按兵不动，那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廖菁究竟在调查什么？或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张汉铭借了朋友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载着廖菁去了禾塔。在路上，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目前只有借来这种车的能力。廖菁来的时候本来没打算会有专车使用，现在情况比想象的好多了，就说你可别谦虚了，这要比我上次来不知道好了多少呢。
他们没有在禾塔镇停留，而是按照张汉铭掌握的那些死者名单，直接摸到了死者家里去。有张汉铭前不久自己做过的调查在先，现在找起人来熟门熟路的。张汉铭之所以安排重复调查，首先是为叫廖菁核实自己举报情况的真实性，同时也希望看看从廖大记者的思维角度出发，是否还能再挖出来什么更深的东西。但令他奇怪的是，这些家属都不像前次来的时候那样心直口快地配合，都变得躲躲闪闪起来，不是躲避不见，就是一问矿难的事都说不清楚。按照名单，他们向家属提及死者，家属都说这些人早到外地打工去了。
究竟是咋回事？张汉铭真的纳闷，他着急地对廖菁解释说，情况真不是这样的，上次调查真的很顺利，当时这些受害者家属都争先恐后地给他反映情况，可现在怎么就判若两人呢？廖菁安慰说，自己肯定是相信他，所以才跑到这里来调查。现在出现的新情况，说明有人早在我们前面就下手了，咱们还是合计合计，重新找个突破口，变换个方式，说不定又会出现新的事件。
把车开到一个叫毛家伙场的村外，他俩坐在车里思考该如何行动。张汉铭想到这个村有个叫小翠的女人，新婚才两个月，这次矿难她的男人被炸死了，她对那些矿主应该十分仇恨。于是决定等到天擦黑后到她家里去采访，他们躺在车里等待时间。当太阳接近地平线时，两人吃过几个鸡蛋、喝点矿泉水后，开始了采访行动。
小翠家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院落，看着三孔红砖窑洞的门面还算气派，其实只是在挖掘的土窑洞外面接了两米深的红砖窑口。张汉铭在门口喊了几声有人吗？没有听见应答，就径自推门进去。在大红双喜还贴满墙壁的新房里，见到小翠睡在土炕中央。张汉铭轻声唤道：“你好吗？”
小翠突然很紧张地从炕上一跃而起，问道：“你们是谁？你们走，我不认识你。”神经兮兮的表情和前次见到的真是判若两人。
“我是地区报社的张记者啊！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上个月我还到过你们家。”
（）
“是你？真的是你，那你们坐吧！”小翠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捋捋头发，整理了衣襟，下炕给他们倒了两杯开水。
“这是北京来的廖记者，专门来看你的，她想知道永平矿那天发生矿难的真实情况。”
“矿难？什么矿难？不知道呀！我家男人早到外面打工去了，其他你们还是别问吧，喝好水，你们走吧。”提到矿难，她很不正常地紧张起来。
廖菁对张汉铭摆着手，和小翠随便拉起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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