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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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马医吧，救过来，算你们医术高明；救不过来，就只怪这孩子命薄。我父亲的上司是这个城市的当权派之一，医生自然要买他的帐。
　　就这样，我父母双双在一个什么责任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之后，我才住进了医院，不过不是住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住在一个楼梯间里，很暗，很霉，还有壁虎。这些我不愿跟他们说。那时侯，我总是围着被子呆在黑暗之中，让孤独的寂静侵袭着我稚嫩的心，我把这个楼梯间想象成牢房，就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反复描述过的那种。八个月之后，我竟奇迹般的痊愈了，走出那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楼梯间，阳光虽然让我浑身暖和起来，却刺得我的眼睛流出了苦涩的泪。来接我回家的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哭，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
　　从此，我就在北方的这个城市定居下来，跟父母和兄弟们在一起。
　　护士长走后，来的是科主任，科主任走后，来的是食堂管理员，食堂管理员走后，是值班护士来做例行的化验，最后来的才是我的主治医生，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使我怀疑他原来是给模特拍写真的摄影师。他叫李斌。
　　你的所有病历和诊断结果，我都看了，说实话，我还是不敢轻易对你的病下结论，我的主治医生双手交叉着注视着我说，他的这个习惯一下子就联想到足球场那些防守前场任意球的球员，他们就是这样用双手交叉着保护着自己要害部位的，嘿嘿。
　　我的病，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既然他很直率，那么好，我就比他更直率。
　　很近似，真的很近似……李斌对我的诊断结果投了赞成票。
　　住院的第一天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到第二天，我一睁眼，发现已经是一屋子人了，还有一屋子花，把我的病房糟蹋得跟他妈的灵堂差不多。


　　他们都是来看望我的，对我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可是，我却发现所有的人都说的是同样的话，做的是同样的表情，甚至所发出的惋惜的叹息声也一模一样。以前，我以为被人家人文关怀着一定有点意思，现在我突然觉得毫无意义，因为所有这些，都透着一股子假惺惺的味道，虚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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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的二三事
我想见的而又不敢见的人，始终没有来，那就是堇子和我的女儿。我不知道我还爱不爱她，更不知道她还爱不爱我，那个因为写《洛丽塔》而出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形容一段死了的爱情时，是这样说的：它就像一个被取消了的暗淡晚会，就像一个下雨天的野餐，又像一个平凡而单调的演习，像一块泥巴包裹着的童年。我们是这样吗？我回答不上来。我真的回答不上来，让我再想想吧。
　　西西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摆动着僵硬的膝关节殷勤地招待着我的客人们，而我，脑子却不在这了，这时候的我，心灵深处比我独处时更空虚更冰冷更孤苦伶仃。我宁愿去琢磨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出喜剧，一张清朝的老照片，以及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里的某个细节或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中的某幅插图……
　　你太自私了，你怎么只想你自己呀，我的一个朋友当我表示我即便身体好起来，我也不想再去做书商了的时候，愤愤地谴责我，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晃荡着。他是个作家，笔名叫格林，他所有的书几乎都是我出的。
　　我自私吗？我不但给他出了三本书，还花了三次钱租用了宾馆的会议室给他召开作品研讨会，会后请客吃饭就不用说，我真想照着他一双近视的有悲剧色彩的眼睛来一拳——靠，你的每本书我都积压了一大堆，可是你却到处吹嘘说，我从你这发了大财，光雪铁龙就够买五十辆的了！
　　但是，这种具有杀伤力的话，我说不出口，我的心理医生后来告诉我，要是我能够畅所欲言，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痛快怎么说，我就不会得病了。我这人，大毛病没有，就是有那么一点娘们儿气。
　　还好，格林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他说他先走，明天再来，来给我送他媳妇特意给我包的韭菜馅儿饺子。
　　我刚松了一口气，伸个懒腰，想叫自己舒服一下，一个陌生女人又来了，进门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头就像攀缘植物一样的附在我的手上。她的脸庞和她的体魄都很壮观，宛如一辆辚辚的囚车疾驶而来，到我跟前戛然一下来了个急刹车。
　　我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迅速地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她的档案资料，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几何，是个专栏作家。你听说过吗？她问我。没听说过。她又提了一个名字，问我听说吗？当然听说过，她提的那个名字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熟知的，因为语文课本上就有他的作品。她说她是那个作家弟弟媳妇的表姨的侄女。我赶紧在我的记忆库里给这个侄女建了个新文档。她说她的丈夫有了外遇，跟她离婚了，丢下她和她的孩子拂袖而去，她的孩子才五岁。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是在跟神甫告白似的，显然是怕人听到。
　　我像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听她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这时候，她的眼圈红了。我能做的就是跟着她唏嘘叹息。这娘们正悬浮在被毁灭了的过去和难以设想的未来之间，徘徊。
　　你需要钱是不是？我问道。
　　她说是。
　　你要借多少？我又问。
　　她赶紧解释说，她不是要借钱，而是她有一部长篇小说新作，叫我出。她的脸色很灰暗，酷似一幅蚀版画，这就更强化了她的楚楚可怜。
　　好，你把稿子拿来吧，我说，我知道我又动了恻隐之心。西西就总说我，说我的耳朵根子软。我一直有逆反的心态：见得志的人表现出来骄横而傲慢，我就恨不得他倒霉；而遇到倒霉的人垂头丧气又禁不住想帮他一把，叫他东山再起。
　　在匆忙的迎来送往中，好几次我都想操起电话，给昆虫打个电话，当然最好接电话的是他表妹，可是一想到她手上戴着的订婚戒指，就又犹豫了。
　　病房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是在午夜，护士第三次来查房的时候。那个名字叫迢迢的厉害护士硬是把所有客人都驱逐出境，而且是连推带搡，我才终于享受到了片刻的清闲。躺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烟——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些小动物在蠕动，很快，我又在窗台下面发现了另一些相同的小动物，只是它们不属于一个部落就是了。那是蟑螂。根据我漫长的三十多年的人生体会：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老鼠、蟑螂和蚊蝇，无疑。
　　这些蟑螂，在以后枯燥的岁月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乐趣，我可以识别他们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是情敌，以及谁与谁是一对恋人，我甚至给他们起了名字，比如瘸了一条腿的那个叫谷崎润一郎，经常围着我的咖啡杯打转转的那个叫太宰治，喜欢往电视屏幕上爬的那个库普林……
　　一句话，闲，闲得难受。
　　　
深夜的酒宴
好久以后，我都忘不了我躺着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我总是躺着的，我只有在躺着的时候，才觉得舒服些，喘气也均匀多了，这大概是我在病房里唯一的临床特征了。
　　而其他的人比我似乎更自在，我说的是那些来探视我的客人，他们不但可以挤坐在另一床上、或是椅子上集体开会，也可以三两个人到走廊上去溜达着分组讨论。不久，我的病房就跟贵妇人沙龙差不多了，有人还给起了名字，好听的这个叫“格特鲁德？斯坦因客厅”，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客厅因为海明威常来常往而名扬四海；不好听的那个叫“大车店”。
　　所有来的人都打着慰问我的幌子，其实未必。我的生活范围十分有限，我结交的人也不怎么广泛，这一点，跟《水浒传》里的宋公明不大一样，来的人无非都是些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和书商，偶而也会来个把印刷厂的厂长什么的。
　　你发现了吗，咱们这里正好是产供销一条龙，西西苦笑着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没说话，我没什么话可说。西西说的一点不错，作家有了稿子，拿来，给了出版社编辑，出版社编辑审过之后，觉得没啥毛病，就转手给了书商，这样一来，那个编辑还可以拿到一笔策划费，书商再从出版社“合作”个书号，一切都妥了，要是印刷厂的价钱合适，书商甚至可以直接交给厂长，开机印刷，然后只管抽他的烟、喝他的酒，等下一个礼拜看样书了。他妈的，无形中，我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经贸洽谈会”了，而且还用不着交会务费。
　　我嫌吵，就干脆躲到阳台上去，谁都没有注意到我，谁也没想去注意我，他们忙活他们自己的事情还忙活不过来呢。幸好是阴天，没有火辣辣的太阳。西西怕我再动高空垂直降落的脑子，特意给我找的是一楼的病房。阳台对面有个院子，院子中央有棵古树，古树上落着鸽子，还有少量的荆棘和灌木……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往事——
　　从乡下初到城市，总有些不大习惯，因为没有青纱帐。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城市里有跟青纱帐同样迷人的东西，那就是电车，有轨的那种。电车走起来，铜铃铛哗啦哗啦地搖，搖得特別的欢实。我們這些穿開襠褲的孩子就追在車尾巴後邊，可著嗓門唱“四馬路，安電線，白牌電車圍城轉。”車走遠了，鐵軌在夕陽下泛著耍�瑩瑩的光，那光很冷很冷，要是在鐵軌上撒泡尿的話，卻就會发现那尿竟吱啦吱啦的響，燙的，直到我小学毕业那电车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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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跑到这来了，赶紧回去躺着，等西西发现了我的行踪的时候，天上的颜色已经由淡蓝变为铅灰了，暮色降临了。
　　我不回去，屋里吵得跟蛤蟆闹坑似的，谁受得了啊，我说。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郁积的晦气都吐出去，吐个干净。
　　这样吧，西西沉吟了一下，我带他们去吃晚饭，你就可以安得片刻闲了，她说。
　　随你便好了，只要能叫他们在我眼前消失，我说。
　　西西转身进屋了，很快，嘈杂的声音渐渐远去。我陪他们去，你先休息，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叫人给你送过来，她说。
　　估计这些人起码要开两桌，我都能想象的出他们推杯换盏的架势，我猜，少不了还要醉上几个。
　　这时候，落在最后的客人是洪荒。洪荒嬉笑地冲我说：走啊，一块喝一杯去！不知为什么，他的腔调很让我反感，我对他太了解了，他是那种三杯老白干一下肚，就哭，就骂他媳妇不守妇道，这一点很像郁达夫，属于李敖所说的那种王八情结。
　　我发现，我对那种叫做作家的动物越来越反感，无怪在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不要相信写过书的人”呢，所有的文学沙龙都被关闭了不说，还差一点就把国家图书馆烧了。呵呵，这些写书的人有时候也确实遭恨。
　　被别人蹂躏了一天的病房，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当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觉得太空旷了，太冷清了，就有一种垮掉的感觉。
　　哎呀，你这总算消停了，来这么多人，你也不嫌乱，护士迢迢进到病房来，对我说。她至今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管我叫51号，那是我的床位号，这让我很自然联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老电影——《51号兵站》。
　　是不是李斌给我开了处方？我问她。
　　没有，我只是来告诉你，这里的病友都怪你的客人把锅炉里的开水喝光了，他们连杯茶也喝不上了，迢迢说。她的身子挺纤细的，穿上可身的白大褂，很有线条感。
　　不是我叫他们来，是他们自己要来，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说。
　　你要真的不想叫他们来，我有办法，来，俯耳过来，迢迢眨巴着眼睛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建立了统一战线。
　　就在我们策划阴谋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生活在別处
我接到奇怪的电话那天是个周六。
　　喂，喂，请问是哪一位？我问道。奇怪的是对方并不答应，但也没撂，因为我隐约能听到对方的喘息声，那喘息就仿佛是从十分遥远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我又冲着话筒喊了一嗓子，见对方还没言语，便撂了。
　　谁他妈的耍我玩，我骂了一句。
　　注意口腔卫生，迢迢竖起一个指头，摆了摆提醒我道。
　　对不起，我也是脱口而出，有时候不太卫生的词汇恰恰最能表达人的非正常情绪，我狡辩说。
　　别人也许可以这样，但是你不可以，迢迢霸道地说。我发现当她双眉紧蹙的时候，却反而多了几分女性的妩媚。
　　我为什么要这么特殊呢？我逗了一句。我真是本性难移，也是贫嘴贫惯了，我就忘了自己的和迢迢的身份了，迢迢要想整治我太容易，注射时稍微在手腕上增加一点力度，就够我一戗！
　　你别问，问了也白问，我不想说，迢迢怄气似的说。
　　好啊，还跟我玩起深沉来了，我说。
　　玩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玩要有意思的多，迢迢说，然后，站起身来，走了。那眼神，似乎很浑浊。
　　西西回来晚了，起码比我想象得要晚，她把给我带的饭放在那，就跑洗手间去了，从那里出来，我才发现她犹如睡莲一般的眼睛。看来，你没少喝？我说。
　　他们喝得更多，有好几个人醉得趴在地下起不来了，西西笑眯眯地说着，说够了，就扑倒在床上睡着了……
　　一夜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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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来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西西钻进了我的被窝里，睡得正酣。我们离得太近，以至于看对方的五官反而不大清楚了。仿佛就在不久前，我们常常在早晨Zuo爱，做累了，接着睡，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俩是现代版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不过，现在不了，现在我们几乎快成了他妈的禁欲主义者了。
　　西西是美丽的。我深情地注视着梦中的她，注视了很久很久，仿佛要把她镌刻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似的。把美丽收入记忆深处，倒是储存美丽的一种方式，我想。
　　正当我习惯性地伸手要去做些风花雪月的勾当时，有人敲门，熟睡中的西西一骨碌爬起来，谁呀？她问道。
　　是我，进来的是迢迢。她一副武装到牙齿的样子，不但穿着白大褂，还戴着白口罩和白手套。
　　几点了，是不是到早餐时间了？西西一脸惺忪地问道。她同时忙乱地洗脸漱口，做着吃早餐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不是早餐，现在已经是吃午餐的时候了，迢迢笑着说，笑得有点调皮。
　　该死，我怎么会睡了这么久，西西埋怨着自己。
　　那是因为没人打搅你们呗，迢迢说。
　　真是的，他们今天怎么不来了？西西说。其实奇怪不仅仅是她，也包括我。
　　谁说没来，是叫我骗走了，我告诉他们，你们和你们隔壁的房间都发现了传染病菌，正在消毒，他们几个就毫不犹豫地撤了，迢迢咯咯的笑，就像刚刚下了蛋的鸡。
　　所以你才打扮成现在这样？我问道。
　　是啊，这下子你们可以安静地养病了，迢迢说。
　　迢迢还是太天真了，她的话音未落，就听到电话铃一声又一声地响起来，这个叫我转告某书商，他的稿费最好是税后的，那个让我通知印刷厂，他决定周末就发货，希望厂里打好包……西西几次要把电话线拔掉，结果都叫我拦住了，我说：别，万一要有重要的电话进来呢！
　　那么，谁的电话属于重要的电话呢？实际上，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比如摇篮要是汇报在外地结款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