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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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丑儿到酒店来接我。

“丑儿，到北京后怎么不给我电话？”我佯装生气地问。

“哥，我就知道你挑我理，北京的工作难找，我是通过招聘到四海的，才上任一个星期，你的《心灵庄园》我今天才拿到手。我想在四海站稳脚跟后再给你打电话。”丑儿娇嗔地说。

“丑儿，我们好不容易又见面了，想请我吃点啥？”

“我们去簋街吧。”丑儿兴奋地说。

74。香榭丽园

丑儿领我来到簋街一家叫香榭丽园的酒店，门口的牌楼透出一股气派，往里走，大槐树，杜仲树，使小院生气昂然；二胡加琵琶，透出京腔京韵的婉转，院子虽然不大，却朴素喜人。再往西走几步，就看见了香榭。这可是正经的四合院，赶紧先四处瞧瞧，宴饮瑶池的匾额就挂在正屋的正上方。

“哥，这匾可是乾隆年间的真品。”丑儿炫耀地说。

“丑儿，这大理石的四扇屏也有些年头了，应该是民国的旧物吧？”我摆出欣赏的样子问。

丑儿点点头领着我走进别致小巧的东西厢房。从厢房里出来，核桃树枝叶茂盛，整个院落洗脱个外界的嘈杂，清新出尘。天气渐暗了，丑儿和我慢慢地又踱回丽园。院子里已经是热闹非凡了。牌楼前一溜灯笼映红了街面。小广场上用老式放映机放着怀旧的露天电影。

我和丑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丑儿要了麻辣小龙虾，水煮鱼和香辣蟹。我要了两大扎啤酒，便大吃大喝起来。

“丑儿，这条街为什么叫簋街？以前我一直以为叫鬼街。”

“八九年以前，这条街上也只有几家饭馆，”丑儿一边吃一边讲：“有国营的，有个体的，与京城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因为晚上九点来钟会有一拨客人来吃夜宵，几家饭馆纷纷延长了营业时间，后来干脆改成了二十四小时营业，没想到一来二去有了点名气，城里的夜猫子们都知道了东直门有个半夜吃东西的地方，做买卖讲究规模效应，爱扎堆儿，这里生意火了，店也越开越多，新东安的爆肚，隆福寺的小吃都来安营扎寨。慢慢地不到两华里长的一条街就开了百十来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馆。用北京话讲，就是：半夜三更不睡觉，闹什么鬼啊。鬼街的名字就这么叫开了。但是叫鬼街实在容易让人误会，主管部门干脆把鬼字改成了簋，既谐音又贴切。”

丑儿琏说，一边用油手在桌子上写了一个簋字。

“这个簋字是什么意思？”我纳闷地问。

“簋是中国古代一种圆口两耳的食物容器。一条街以簋命名，自然是个吃饭的去处。”丑儿说得很得意。

“有意思，以前以为簋街就是鬼街，想不到还有这么多学问。”我佩服地说。

丑儿是那种极有文化底蕴的女孩儿，虽然人长得很一般，但皮肤白晳，气质高雅，正所谓一白遮百丑，多看一会儿，倒觉得特别受看，便觉得越看越爱看了。

丑儿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不好好吃饭，看我干什么？”她略有羞涩地说。

也许见过的女人太多，看多了表达方式就太直白。

“丑儿，”我甜言蜜语地说：“我们刚见面时，最吸引我的不是你的长相，而是你身上淡淡的香味。女人香可能比漂亮的脸蛋更易引起男人的注意，因为气味是一种灵魂的东西，有很强的穿透力，能提高女人的魅力。”

“哥，我知道自己长得丑，你用不着拿什么香味，灵魂的来哄我。”丑儿娇嗔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了，今天一个劲儿地恭维丑儿，当然，我说的也都是心里话。丑儿的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但可以随着我的谈话传递一种生动的感觉。

女人所有的具像的东西都可以量化和装饰，但生动却无法量化和装饰。生动是一种感觉，让人遐思和幻想。

丑儿看出我在胡思乱想，便转移了话题。

“哥，小说什么时候能出版？”

“找了好几家出版社了，都杳无音信，快愁死我了。”

“你别着急，我在北京帮你找找朋友。”

“要不是卢媛帮忙，我怎能跟电视剧沾上边儿。”

“这就叫美人救英雄。”丑儿有些嫉妒地说。

“丑儿，拿哥开心，都混到写小说的地步了，还英雄呢。”

“写小说怎么了，我还打算让你写电视剧呢。”

“写长篇小说和写电视剧是两回事，我恐怕不行，我连电视剧的剧本都没看过。”

“回头我给你拿一些单位拍过的剧本和光盘，再拿几本如何写电视剧的书，你先看一看。也可能看过之后，你就有创作的冲动了。《心灵庄园》出版以后，《市长秘书》的剧本就由你来写。”

“没想到出一本小说这么难。”

“不难不都成作家了，这就叫好事多磨。”

“丑儿，我一直不明白编剧，导演和演员是什么关系？”

“编剧立骨架，导演筑灵魂，演员补血肉。”丑儿说得很精辟，我听了恍然大悟。

香榭丽园的麻辣小龙虾非常好吃，我和丑儿又要了二斤。丑儿是个懂得交流，善于倾听，愿意体会他人心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既感性得像涓涓细流，又性感得像怒潮大海。

“哥，你喜欢旅游吗？”丑儿秋波闪烁地问。

“我特别喜欢远行。特别是孤独地立于旷野中，极目远望，那是一种空旷到极致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思索，一不小心就会洞穿　自己的灵魂。”一提旅游，我的情绪高涨。

“哥，这种感受我也有过，这是一种洗礼灵魂的感觉，不过洗礼灵魂最神圣的地方还是西藏，我一直梦想去一趟西藏。”丑儿露出向往的表情。

“你以前跟我说过，我也一直想去西藏，等我的小说出版了，电视剧也写完了，我陪你去一趟西藏。看看那里的神山圣水，没准儿我们俩回来又能写一部好作品。”

“哥，一言为定！”丑儿高兴地说完成任务，举起扎啤要跟我干。

我的内心世界一直为这个女人跳动，这是一种纯洁神圣的感觉，我掩饰着激动一饮而尽，我发现这个我第一次见面时认为很丑的女人，像是一轮温煦的夕阳，自然纯朴。那淡淡的体香散发着一种灵性，弥漫在我的周围，自由自在的活在这不期而遇的快乐中，感染着我对未来充满了色彩斑斓的幻想。

二十二点是簋街最热闹的时候，从东直门桥望去，一片灯火通明。恐怕是这里的老板们偏爱红灯笼，大的小的，圆的长的成串成行。此时拖车的交警也下班了，各式小车几乎停到了马路中间。我和丑儿吃饱喝足后，离开香榭丽园，沿街边逛景，看热闹。

“哥，北京各个阶段的流行食品，都沉积到了簋街上了：七、八年前流行的羊蝎子，五、六年前流行的麻辣烫，三、四年前流行的肥牛火锅，近年流行的小龙虾，炒田螺。当然，这里也少不了那些风雨不倒的保留节目，比如涮羊肉，家常菜。”丑儿如数家珍地说。

“这就如同时装，年年都有不同的潮流。”我附和着。

时装这个词一出口，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英杰，五月花公司，罗文，刘慧，沙威，还有迟小牧，心里不免有了一些伤感。这伤感是不留余地的，让我从心底生出一种燥热。北京的夏夜比我想象的炙热，是那种能够滋生出狂热欲望和生死爱情的炎热。这炎热加重了心底的燥热。

我上了丑儿的白色本田回酒店，为自己与丑儿重逢而激动。盛夏的炎热和心里的燥热，再加上吃了一肚子的辛辣美味，出了一身汗，有一种灼出灵魂污秽的痛快，这种痛快也格外让人感到通透。

回到酒店，丑儿一直把我送到房间。

“丑儿，明天我就回东州了。”我依依不舍地说。

“我去送你！”丑儿语气很轻，但饱含深情。

“太晚了，回去休息吧。”我不情愿地说。

丑儿站着没动。我走过去轻轻地拥抱了她，丑儿的眼泪滑落到我的肩膀。我心里生出一股柔情，这柔情折磨得我浑身像着了火。我又紧紧地抱了抱她，心里不停地提醒　自己，不要犯两年前的错误，否则丑儿会瞧不起我的。丑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轻轻地推开我，眼睛里迷离着梦幻般的骚动。

“哥，洗个澡睡吧，明天我送你去机场。”丑儿温婉地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和如在梦中的我。

我和丑儿之间还说不清楚是什么。真正的爱是无需用语言表达的，更无需用贞操来验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我们从见面那天起就真正开始互相吸引了。

我躺在床上回味着这种吸引，仿佛在梦幻中。我发现，现实中的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属于过我自己，因为，我们的心灵压根儿就没在现实中生存过。

我是属于一只脚踩在现实中，另一只脚踏在梦想里的平庸人，即使有一只脚落在现实中也不过证明了自己的平庸。正因为我的平庸，面对困惑的主题，我才无计可施，沮丧，不安，甚至逃避。

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成功者只有两种人，在现实中生存没有梦想的人，在梦想中生存不知现实的人。前者活得重，后者活得轻。沉重的未必悲惨，轻松的未必辉煌。灵魂可以永生，但生命只有一次。

面对生命，任何选择都有充足的理由，任何结果都顺理成章，结局往往不是真相，而真相往往没有结局。

人类最终的灭亡也许是在童话里陷得太深，也许是在现实中不能自拨，然而这两种现象恰恰是在宿命里最成功的生命状态。

上午丑儿开车送我去机场，目光中弥漫着恋恋不舍的情怀。我约她抽空去东州。她深情地说，在四海站稳脚跟以后就去。

我突然意识到，《心灵庄园》也可理解为梦到天尽头，爱到天尽头，恨到天尽头，情到天尽头。这天尽头是吉是凶，我不敢往下想。盼着书快点有结果，电视剧快点有结果，好和丑儿一起去一趟西藏，那里才是我们灵修的去处。

丑儿的泪又滑落在我的肩上。

“哥，我知道你不是我的，可我永远是你的！”丑儿紧紧抱着我说。

我没说话，只是深情地望了她一眼，然后转身走向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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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梦醒天堂

75。红海滩

这些天，关于市政府抗洪作秀的议论闹得满城风雨，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以《堵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题专题采访了参加抗洪的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尽管薛元清对抗洪作秀矢口否认，但《焦点访谈》还是找到了一些证据，对东州市领导在封堵仪式上的表现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警告干部浮夸之风不可长。

“当时满眼看到的是洪水漫没的惨烈景象，满脑子想的都是几十万灾民的安置救济和抗洪抢险，排洪工作，思想高度紧张，精神压力大，没有时间考虑表演仪式问题。”这是薛元清在采访中的辩解。

应该说，在官场混久了的人都学会了一些运用媒体的技巧，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犹如一瓢冷水，会泼在媒体的镜头上，让人的视野模糊，甚至产生同情。我记得张国昌常说的一句粗话：工作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那就是抓住对方的卵子，由不得对方。很显然薛元清的辩解引起了东州老百姓的同情，尽管上了《焦点访谈》，他也很顺利地躲过了这一劫。

我把《心灵庄园》用特快专递寄给白鸿儒，由于有在北京我不辞而别的过节儿，所以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只好随书寄去一封长信。一是表示道歉，二是谈了我对书的想法。

最近，杨娜常去陈梅开的美容美体中心消费，已经成了那里的会员。由于常去，陈梅跟杨娜就熟了，但陈梅并不知道杨娜与我的关系。陈梅很有经营头脑，善于管理，东州有头有脸的款爷儿们的老婆，情人常来这种里光顾，还有一些是得了李国藩的好处来这里还情的。

陈梅在东州并不懂得低调。她开着奔驰跑车，在成功男人眼里仍然是一品女人。陈梅是花钱并快乐着的女人，她有个习惯，今天绝不穿昨天的衣服。难怪李国藩被逮捕后，从他们的新房里搜出陈梅的裘皮大衣二十多件，高档皮鞋七十多双，最贵的皮鞋上万元。

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鞋子，不同的发式，不同的指甲油，不同的皮包。陈梅经常对杨娜说：“我还经常去国外找工匠定做鞋子。这种手工的鞋穿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特别舒服。”

“雷默，你知道吗？陈梅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矫揉造作之美。”杨娜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许多款爷儿们就喜欢这股骚味儿。”我不屑地说。

李国藩被双规后，陈梅由于劝丈夫有功，并未受到大的牵连。李国藩死后，陈梅着实难过了一段时间，但陈梅是那种咬着牙使劲让　自己活得像个贵族的女人。她利用李国藩留下的关系，很快又站了起来。

陈梅还给杨娜讲过一个秘密，她说：“我和李国藩结婚后不久，香港一位大老板请我和李国藩去玩，在一个富人俱乐部举行的拍卖会上，一颗红樱桃被拍卖到两万元，这位大老板不知是为了讨国藩喜欢还是为了博我一笑，以五万元的天价拿到这颗樱桃送给我。当天晚上，在卧室里，我当着国藩的面吃了那颗价值连城的红樱桃。”陈梅讲得心平气和，杨娜听得心生寒气。

“杨娜，如今，这位香港大老板，又来找我了，要娶我为妻。”陈梅自豪地说。

“你答应他了？”杨娜有些轻蔑地问。

“答应了。”陈梅幸福而羞涩地说。

陈梅又要嫁人了，而且还是一位香港大老板。陈梅虽然今天不穿明天的衣服，但大多是穿夏奈尔或巴伯瑞的时装，金劳迪的手袋，鲜艳的指甲油配置最新款的手机。她还喜欢出国购物，享受温泉SPA，喝咖啡混合饮料卡布其诺。她常看的一本书是《女人来自金星》。陈梅有一条博美拉尼亚种的小狗，她称它为儿子，杨娜虽然看不惯她的奢侈，但也不吝啬对她的赞美之辞，以满足她的虚荣心。

周末，丁剑英约我去西州市钓鱼，这里有植被类型保护完好的世界上最大的芦苇沼泽，还有绵延数里的红海滩。车一进西州市的市界，便可以观赏无数只海鸟穿梭云间天际的曼妙身影，可以观赏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燃透天涯的红海滩。

红海滩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海的涤荡与滩的积沉，是红海滩难以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阳的条件。织就红海滩的是一棵棵纤弱的碱蓬草。这是一种适宜在盐碱土质，也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土质上存活的草。它不要人撒种，无需人耕耘，一簇簇，一蓬蓬，在盐碱卤渍里，年复一年地生生死死。于光阴荏苒中，酿造出一片片火红的生命色泽。六十年代的瓜菜代岁月，红海滩也成为救命滩。滩边的渔民村妇曾采来碱蓬草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来的红草饽饽，几乎拯救了一代人。

丁剑英在红海滩码头租了一条当地渔民的船，由渔民掌舵驶向荒芜荡。我们带了啤酒，火腿，面包，还有洗好的黄瓜，西红柿，整整在芦苇荡里漂泊了一天，满载而归。丁剑英是个好玩的高手，玩起来点子多。

下午四点钟，我们开车往回走。我坐在车上望着窗外，心绪复杂。极目远眺，蓝天白云，海天相连，红海滩上，芦苇荡里，鸥鸟翻飞，白鹤展翅，好一幅自然的绝佳景色。

“雷默，你的小说真要出版了，迟小牧地下有知也会感激你的。”丁剑英一边开车一边说。

“现在出本书可真难，前两天我向一个小出版社索要书稿，他们竟然说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了，我气得一宿没睡。要不是杨娜拦着，我一把火早就把书烧了。”我意气用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