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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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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京城居，大不易”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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