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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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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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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卡”价值连城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而著名导演王小帅妻子的户口也涉嫌其中。
舆论哗然。但是针对这则新闻,一个北漂女孩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她不信,她不信那帮“坏人”办了90多份北京户口,却只赚了109万元,因为据她了解,一个北京户口的报价在黑市上已经被炒至10万元。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应届文科“双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硕士毕业生买北京户口的身份,接触卖户口的人群时,得到的最高报价是15万。
早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教育频道就于2008年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当被问及应届大学生毕业“年薪是多少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影响”时,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如果实在无法落户,14%的调查参与者会买户口来解决这个问题,44。9%的人持观望态度。
这就是北京户口的真实行情,“一本值万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说了半天,你可千万别忘了,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Zei8。Com电子书下载:。 〗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谁人敢拆这堵墙?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驻京办的无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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