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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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自有一本清楚的帐。与陈晓兰相似，他也是上海医疗腐败黑幕的揭发者。

“没关系，你就直接写我的名字吧，这个行业太黑了，我有必要来说一说它的黑幕。”赵国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曝光，他说，“医生回扣高的时候，一天能够拿到2万元。”

根据业内估计，上海每年80余家医疗单位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手术7000余例。这个数量相当于阑尾炎手术的数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工关节手术实际上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平。

赵国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其中显示，同样的一个人工全髋关节，国产价格最便宜的只要7150元，而进口产品价格最高达到36923元。

事实上，按照业内行规，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人工关节，给每个主刀医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间，一般进口人工关节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间。由于两者价格相差悬殊，因此医生只认定进口产品，所以，上海大医院的骨科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

医生为了拿更多的回扣就使用更贵的医疗用品，相应的，患者要付出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所以看病不贵，才怪！

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间，赵国雄前往上海市28家公立医院，收集了430份医疗费用清单，对各病种的费用水平、住院费用构成、自费费用比例等进行分析，完成了一份试图回答“看病贵究竟有多贵，又贵在哪里”的医疗费用“田野调查”报告。

大多数病例（76％）的单次住院费用低于1。5万元，全部430例住院清单的平均费用为每例13809。26元，赵国雄觉得，这些数据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对于非患者来讲，他在消费支出的心理中，总是将医疗费用的准备金放到高限的水平。

比如，此次住院费用清单调查中，最高一例的住院费用超过26万元，这可能发生到任何一个家庭上，也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在储蓄的主观计划中，医疗费用准备金有可能倾向于向26万元的水平靠拢，而不是向1。5万元的水平去低就。如果储蓄水平仅仅高于1。5万元，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对于医疗费用的预期可能是比较焦虑的，或许，只有当现金储蓄超过10万元之后，人们才会在进行其他消费时稍稍忘却医疗费用的阴影。

赵国雄在对其中43例自费比例最高的手术类费用进行分析后得出，整体费用结构是外科植入物占64％，高价外科械材占13％，其他项目占23％。由于其他项目（23％）主要涉及国家定价的手术费标准及通用的基本手术械材，还包括输血、麻醉、监护等手术类费用当中的辅助性费用，因此基本不具备费用弹性调整的空间。所以，外科植入物及高价外科械材成为最核心的高费用组，是住院医疗费用的主要项目因素。

外科植入物包括：支架、导管、球囊、栓子、夹子、补片、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骨科及脑外科内固定材料、人工脑膜、人工晶状体、人工骨等。这类材料发端于心脏、脑外科、骨科，现在正在向全身各个部位各个系统的外科手术蔓延。高价外科械材包括，超声刀、吻合器、一次性内镜械材、血管缝合器等等。

赵国雄指出，由于以上这些外科材料有商业贿赂的刺激，使用得越多，主刀医生的灰色收入越多，外科手术正在以各种名义被搞得越来越复杂。一些传统上本来很基本的手术，比如，阑尾炎手术、胆囊切除手术、骨折固定等等，其费用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过去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有患者正在受到欺骗式诱导，接受原本并不需要的手术，或超范围手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对于赵国雄的调查报告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表示认可。她说，现实的情况是，医药行业在自费药品和自费的医疗械材上“大做文章”，而医生在商业贿赂的影响下，往往摒弃了无太多“油水”的医保内产品，而是向患者推荐价格昂贵的自费药品和器械。“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医保范围在逐步扩大，而自费的药品和器械产品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贵。”

还是钱的问题

为什么医生变商人、回扣成常规？《瞭望东方周刊》于2009年刊发的“解放医生”专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常途径的收入太少了。

72岁的协和名医罗爱伦说：“你想不到吧，我做了48年医生，退休工资才3140块，加上补贴不到4000。”而她在香港行医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上海、香港都有房子，退休后每月还有18万港币退休金。“人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穷光蛋一样。”

“为什么一些医生不顾尊严地要去拿红包？因为他收入低。美国的麻醉护士年薪8万美元，麻醉大夫年薪25…30万美元，所以你给他红包是侮辱他。如果是少数人拿红包，那该批他，如果80％…90％的医生都靠拿灰色收入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给予关注了。”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

“医院是个知识密集型的单位，我们医院年轻的住院医生都是博士以上，护士都是本科。但我们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我有次问飞行员，为什么你们工资那么高，他说是为了安全，就是要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其实医生也一样呀，为什么不能给他高薪，让他脑子里只考虑看病呢？”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许文兵说。

可惜，病人懂得要让医生填饱肚子才能专心看病，所以自觉地排队给红包，而政府却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所谓“医改”一波又一波，但改来改去都不见明显效果。红包、回扣照样满天飞，为了疗伤治病，老百姓不仅要支付常规费用，还得额外给医生们付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工资”。

上海一直在说让社区医院运作起来，缓解“大医院就医难”的问题。但是，医院是建起来了，老百姓却不愿意去自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

因为这些医院“水平不行”。“这边配配药么蛮好的，看病还得到大医院去。”65岁的张老伯说，他患高血压，知道自己吃什么药，吃光了就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新民晚报》的记者跑了几家社区卫生中心，采访了10多位前来就诊的市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记者说这样的话。

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厅里，医生全部“挂牌”上墙。其中，本科生通常只有2…3名，所占比例相当小。有家中心共有31名医生，只有2人拥有本科学历，其余全部是大学、大专或中专毕业。预诊台一名护士说，“本科”是全日制大学毕业，“大学”指的是夜大或其他成人高校。

“我老伴来抽血，那个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扎对，疼得我老伴直吸气。”这样的水准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小医院留不住人才，这是关键。“社区医院的工资真的留不住人啊。”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说，医院里有个苏州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小姑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才2000多元，算上过年过节的福利，一个月平均才3000元。“这点钱怎么够她结婚、买房？人家肯定要走的嘛。”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医生依附于医院的结果是，“同一个级别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差距很大，没准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还不如我们这里的一个住院医师呢，光看职称怎么能衡量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如果医生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职称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美国的医生是没有职称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据你的本事。”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说。

他介绍说，世界上【〃文〃】绝大多数【〃人〃】国家的医生【〃书〃】都是自由【〃屋〃】职业者，美国的医院就是个空架子，由医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生资质，考过一个试取得一个资质。另外，在协会里，医生的每一次医疗事故都有记录，保险公司卡得特别紧，而这些记录都是联网的。

“美国规定，医院要聘大夫，大夫的医疗责任险一半是由医院付，有的医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这个医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医生的水平不应该由医院来评估，而应该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评估。”这就真正将医生从医院里解放出来。

所以说，新医改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危天倪说。

实际上，针对一次又一次的医改，黄天宇说，医生们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给政策。

4。结婚别苗头

上海话里的“别”，有比的意思；苗头即端绪、预兆、因由。章太炎《新方言·释器》：“茅，明也……今语为苗。诸细物为全部端兆及标准者皆谓之苗，或云苗头。今俗言事之端绪每云苗头是也。”所以“别苗头”，即是在事情的发展刚出现端倪时就要一争高低的意思。评弹《女蜻蜓》：“有时和尚道士一起做法事，彼此别苗头，还要好白相。”

“别苗头”最初指农村庄稼汉比谁家的稻苗长得好，后来才渐渐变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词。在石库门里，婚姻是最需要别苗头的事情了。

因为在上海谈情说爱，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情。不久前，在上海世博园芬兰馆内举行的一场“富豪相亲派对”，门票就要30万。这就是爱情在上海的定位，想要进来就得跨过门槛，而这道门槛就是经济实力！请问，你有钱吗？

带着你的钱、开着你的宝马来见我

“你买房了吗？”

“你买房贷款了吗？”

“你的房贷还剩多少？”

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杜晓桦，对沪上白领的婚恋观调查发现，这是上海白领女性在各类相亲活动中最常问的前3个问题。

作为标准的美国人，杜晓桦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很惊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在美国，如果男女一见面就这么问，很‘土’的，就好像‘巴子’。”杜晓桦说：“有个被访者要求对方有BMW（宝马轿车）。我就不明白，她到底是找男朋友，还是找BMW？”

她随后发现，不止是上海本土白领女性相亲时会向男方提这样的问题，一些外地来沪发展的单身白领女性也同样爱问这样的问题。这自然就和上海整体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里待久了，你会不自觉地被各种活色生香的光景吸引，而且趋同。这也就是“魔都”的腐蚀性。

近几年，名目繁多的各类相亲派对在上海越来越热。但是，因为市场的火爆，出现了“骗婚”等现象，致使上海不得不于2008年出台新规，“要求征婚者必须提供真实可靠，同时一天内不得相亲两次。”由此可见相亲在上海的盛行程度。

杜晓桦在调查“白领父母相亲团”时，听到不少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太忙了，没空谈恋爱。“很多白领也都这么说，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忙吗？忙得连寻找爱情的时间都没有？”杜晓桦分析，“没空谈恋爱”也许只是借口，但白领的社交圈越来越窄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很多人很想谈恋爱，但他们去哪里找呢？

平时，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出差，客户、宾馆两点一线。收入越来越高，交友圈子越来越窄。和同事，公司有规定不能谈恋爱，自己也不想忍受地下情的痛苦；和客户，也很难谈恋爱，因为客户终究是客户，公私应该分明。剩下的，还有谁呢？

于是，交友派对应运而生。呼啦啦把成千上万单身男女拉到一起，既然社交圈小，那就给大家一个平等、宽松的大环境，随便挑，就怕你挑花了眼。同时，“白领父母相亲团”也应运而生。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人民公园“相亲角”，一位退休教授将放有小女儿照片、自家情况介绍和择偶要求的牌子放在手提袋上，静候“金龟婿”。“女儿29岁了还没对象，做父母的干脆替她相亲，这是家里的大事。”他说他已来过12次了。

“子女在家，父母全包家务；子女买房，父母倾其所有；就连子女找爱，父母也都一齐出动。”这是杜晓桦对许多上海家庭的概括。近两年，“父母相亲团”有星火燎原之势。

2006年，由天津的南开大学心理研究中心、零点研究集团等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男性31。1岁，女性28。4岁，是中国婚龄最高的城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而这要求，主要来自物质方面。

在上海属于高级白领的张立（化名），就深刻体验到了“上海小姑娘的物质”。张立是北京人，在沪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典型的70后“奋斗男”，自力更生在上海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套房子，不过都是贷款。

经朋友介绍，他决定和上海女孩文欣（化名）相亲，地点安排在浦东金茂大厦的88层咖啡厅，那里的咖啡一杯就要88元——出于绅士风度，地点是女方挑的，买单是张立要负责的。

相亲当晚，在迟到将近1个半小时之后，女主角文欣终于在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大姨妈、小姨妈、舅舅、舅妈组成的一支庞大“亲友团”的陪护下，出现了。女孩打扮入时，肤色白皙，谈吐得体，是典型的上海小家碧玉。张立对她几乎一见倾心。

然而，文欣妈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张立问住了，她开口便是：“张先生，你的两套房子不是贷款买的吧？”文欣爸爸的第一句话是：“侬是上海户口吗？”文欣舅妈的第一句话是：“张先生，你家里将来是要请保姆的吧，阿拉这个外甥女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噢。”

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为了缓解过于紧张的“谈判”似的气氛，张立随意地问文欣是否会做上海菜，却意外地让文欣妈妈大为恼火：“侬讲的这叫什么话，会做饭吗？侬可以去打听打听，现在几个独生女儿会去学烧饭，阿拉宝贝还来不及呢，舍得让女儿去烧饭？再说了，阿拉这宝贝女儿一路名校读下来，门门功课都是最优秀的，阿拉小学读的是××小学，上海最好的学校，中学读的××中学，上海最好的中学，大学也是上海最好的大学。而且，正因为这么优秀才被留校做助教，这么优秀的女儿，叫伊去烧饭？侬不要太拎不清喔！”

第一次相亲就在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尴尬气氛下结束。

就在张立打算放弃的时候，作为介绍人的朋友又传话过来，说女孩那边提出只要他能够保证结婚前把房子一次性付清了，还是愿意交往一段时间的。

出于对文欣的好感，张立满口答应。但两人刚开始交往三个月之后，文欣妈妈又提出让张立给女儿买三克拉的钻戒。市场上，名牌的三克拉钻戒至少50万。张立很是苦恼：“我不过是正在努力的小老板罢了，为了把房子买下来，我已经在节衣缩食了，连高尔夫都很少打了，为了娶老婆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下降得如此之快，我都快要崩溃了。”

然而，不买钻戒，文欣赴约就变得很不积极，不是推说“不舒服”，就是“今天忙”。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约一个多月，张立终于决定妥协，毕竟他真的动了娶文欣的心思。于是答应为她买钻戒，文欣要求去香港买，张立正有一桩生意要去那边谈，也就同意了。

结果到了香港以后，文欣每天从早逛到晚，一口气买了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