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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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上海滩与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笼罩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爱政治、好谈政治。上海却不然，事实上正好相反，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这一几乎与生俱来的边缘性特质，也使其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

重商的历史

所以，说上海排外，那还真是冤枉。至少，她绝对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并且，在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缭乱的物质享受后，这座城市拜金的个性越来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内，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质享受，但是你必须用钱来换；而且，你给得越多，她笑得越欢。这也是曾经的海边小城能一跃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国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与北京、苏州、广州、福州等城市相比，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但不是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苏省，普遍被认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说这其中原因复杂，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特殊的“区域人文特点”所致。“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

2。海上“黄金屋”

上海的拜金，不仅在于她喜欢有钱人，喜欢赚钱，也在于她喜欢花钱，喜欢用钱把自己装扮成一座漂亮的“黄金屋”。远看，这座屋子金光闪闪，而近距离接触，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黄金屋”的本质——硬邦邦，冷冰冰。

不惜代价的世博

拿最近的世博盛会来说吧。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官方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内的建设涉及资金投资180亿，运营费用106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前副局长黄耀诚透露，［·］整个上海对世博配套投资达3000亿左右，项目涉及地铁、交通、环保等。是北京奥运会花费的两倍以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以“不惜代价的憧憬”为题，发表了对上海世博大兴土木的感慨：

上海的历任领导者其实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城市改造，但为了世博的最新一轮准备工作实在有些过头：在一年内，上海几乎重铺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时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铺设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将庞大的地铁线路延长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缮了临街墙面——经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况下；高速路和桥梁上安装了明亮的新霓虹灯；居住在乱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在原本只有泥浆和大梁的地方，种上了枝繁叶茂的树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铁线路或高速铁路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全新的机场候机楼。世博园区——在混浊的黄浦江江畔一块方圆5。28平方公里的土地——竖起了200多座国家、企业和市政场馆。这些富丽堂皇的欢乐宫集中展示了未来的场景：洁净、绿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则成为宇宙的中心。

“我们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们肯为了美化城市而劳民伤财；即使那条路没必要重铺，我们仍会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表示，他正在进行一项世博会研究。他承认，没有人真正清楚上海为此花了多少钱：官方数字在3000亿元人民币（合440亿美元），但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onesLangLasalle）估计，上海为世博会投入或提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总成本推到了950亿美元。

为了这场盛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吴志强说：“上海用15年时间完成了伦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始于1995年，但仅是2009年一年，总运营里程就延长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副主任沈晓苏表示，截止开园前，上海轨道交通已经投入11条运营线路，420公里通车里程，日均客流规模可达到550万人次，这个里程让上海跻入了世界前三。

然而，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是昂贵的建设成本。

据《观察与思考》杂志2009年7月的报道：“地铁是高造价、高成本运营的地下交通。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条城市轨道交通线，综合平均造价为每公里3。32亿元人民币；日本东京最现代化的11号地铁线造价为每公里7。54亿元人民币。上海和广州两地由于地铁设备进口化率比较高，地铁造价也相对较高。上海地铁造价每公里是8亿元，广州地铁每公里达到7亿元左右。北京地铁由于国产化率较高，每公里造价也超过5亿。”

显然，上海的地铁造价领军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这样的“光荣”背后，是居高不下的地铁票价——继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之后，地铁的最高票价终于冲破个位数大关，达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统统2元”可坐全程的地铁票价相比，上海真是贵得“理直气壮”。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却还苦着。一方面，是上海无法从实处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资金，结果却也未必尽如“民意”。

例如：为了在世博期间，规范市民乱晒衣，杜绝城内“万国旗”的现象，政府下足了本钱，斥资近40万，统一为居民安装了新型球门式晾衣架，并安装了塑料叶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观作用。不想，风吹叶板声响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小区居民，只得再统一拆除。而且，由于新型衣架与大厦原本结构不协调，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弃而不用，纷纷将衣服晾晒在楼道内。

“整幢大楼像搭了脚手架。”网友在新民论坛上热议。上海瑞福北大厦西侧成排式的晒衣架甚为注目，更被网友戏称为“上海市区最牛的晒衣架群”。

而钦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约2米，每个“横跨”约2米，与行道树穿插而立，连成一排，直接被安装在附近小区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对此，居民张先生觉得：“类似‘万国旗’的乱晾晒早就被认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却鼓励人们在马路边随意晾晒，一排排的占道规模那么大，以后行人就要贴着湿衣服或是内衣裤走路了，真是煞风景！”居民吕女士则抱怨：“把原来的自行车停放点占掉了。”

政府好心办坏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以为用几十万的高级晾衣架代替居民几毛、几块钱的晾衣绳，市容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还是一个“金钱万能”的观念作祟。这个观念也很容易导致“凡是贵的都是好的”的结论。

虽然上海为了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花大价钱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观地从城市化和金钱观念出发，站在远处，冷静看待这场不惜代价的盛会。

上海艺术家陈航峰就是少数几个批评世博会的人之一。他于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个铁笼子包围着一串不间断的泡沫，几乎所有的泡沫最终都会撞上笼壁的铁丝网，然后破裂。“世博会就像一个造梦机器，产生各种各样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未来主义想法，”他说。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画廊举办的世博会抗议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中还展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当时正在法庭上挑战拆迁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世博筹备期间，上海市内大片的传统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吴江路，这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小吃街，人们在那里可以一边品尝鱿鱼串，一边吃两口倍受喜爱的上海小馄饨。但这条街也被拆除并重新开发。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Kreme）已进驻该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说：“金钱逐渐主宰了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灵魂。”到处是无特色的购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无处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用“高贵的”取代“廉价的”，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块块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富丽堂皇，也越来越贵。渐渐地，你会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或许，只是让有钱人的生活更美好。

奢侈品“野蛮生长”

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整个亚洲大陆时尚与颓废艺术的大本营，这是帕提·沃德米尔（FT中文网驻上海记者）的观点。不过他同时认为，因几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对奢华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仅仅希望成为亚洲的巴黎，而是要成为巴黎本身。

从昔日福开森路的洋楼、戈登路的“鸽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云集沪上的现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俨然已成为奢侈品的明日帝国。

86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总额的1/4。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总额。据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到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20亿美元。

与之相对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国与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则出现了负增长。但“经济不景气并未对中国内地构成太大影响，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亚洲地区奢华品市场调研公司信天翁咨询公司执行董事ChristopheCais说。

由此，中国这艘奢侈品消费的潜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这艘旗舰上扮演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根据《2009中国奢侈品报告》对全国21个一二线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达24。3万元的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内地消费者首选的奢侈品消费目的地。有33。3％的华东地区消费者把上海作为奢侈品消费地的首选，华南、华西和华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也会选择在上海购买奢侈品。

2010年某个周一的晚上，中雨。恒隆广场一楼LV店内包袋、鞋子、衣服柜台前均有顾客在选购商品，半个多小时内，营业员已经开出多张购物收银单。该店二楼一位女营业员称：“我们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周一又下雨所以顾客不算多。周末客流会明显增多，为了给顾客舒适的购物环境，还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这些消费者眼中，上海无疑是中国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楼大厦间随处可见巨幅奢侈品广告，众多气派的大品牌旗舰店总有充满距离感的橱窗，不停歇的时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对，眼前所能见到的一切都印证着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费的热土。

上个世纪80年代雷达表的广告曾在这个城市中时常可见。彼时，这个品牌的腕表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销售，其宣传推广却已开始。时至今日，更奢华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腕表也早已来到上海。

在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眼里，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陆中国市场的首选。蝶亿公关作为国内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广和活动的公关公司，其发展成长的过程几乎就是国际奢侈品大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王陵说：“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于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数家名表店：积家、伯爵、卡地亚、万宝龙、豪爵（RogerDubius）、宝玑（Breguet）。2009年6月，古驰（Gucci）于上海钻石地段金鹰购物广场上高调开出2000平方米的中国旗舰店，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门店，也是在众多内地店铺中，第一家采用品牌创作总监FridaGiannini最新店铺设计概念的专门店。在古奇的销售系统中，能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位于纽约、罗马、慕尼黑、香港和伦敦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铺。与此同时，LV入驻力宝广场、阿玛尼进入香港广场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抢占上海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间，是王八看绿豆，越看越顺眼。他们彼此，深深相爱。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