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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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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想当街坊、朋友的观点，易中天爽快地否决了：“没门儿！”
为什么？
“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即便不算什么大官，甚至连芝麻绿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权。“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话，一个小小“弼马温”如何现出自己是个人物呢？这真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却是《吵架》。
从官气到痞气
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级。”即所谓的“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网上有观点认为：新北京“爷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点，但是却掺杂了浓重的官气，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网友老肖的话来说：“其实爷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么有官老爷的说法呢。北京人的官气不仅表现在当官的身上也表现在老百姓身上，你随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会感觉他们从动作到语气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切：拍拍人肩膀然后说：哥们儿，有什么事言语一声啊！爷们说话喜欢总结归纳，好为人指点迷津，着调不着调架势要有，办事总是慢悠悠的绝不小跑……没办法，全国的部委官员都在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这样了。”
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虽说不是官，但就是这么巧，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还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痞气“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正如龙应台在日坛市场遇到的小贩（《吵架》）：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气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气也好，爷脾气也罢，北京人的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见。也因为其身处首都这样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愤懑。鉴于此，早有专家、媒体大声呼吁，北京人必须改掉这种“爷脾气”，否则将“不利于北京的发展建设”。这个帽子扣大了，但仔细想想，难道没道理吗？
于是，北京市商务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布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禁止商业零售业服务人员乱发“爷”脾气，如不得有不耐烦情绪，严禁用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扫视顾客等——这套礼仪规范倒是列得细致，但其中关于“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您想想这得在服务业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儿八经地“规范更正”呢？
全国人民眼瞅着北京人当了这么多年“爷”，终于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网的记者针对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来北京创业的，先要把舌头拐个弯儿，把北京话说溜了，才好在北京街头混，如果不是北京创业者而是游客，那也得装得像个北京人儿，下了火车飞机，立即把舌头尖卷起来，装出半个北京腔来拿捏着自己，生怕自己被当成孙子。”
官气熏庙堂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跑马占地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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