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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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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因“北漂”成功的艺术家，就不能不提国画大师齐白石了。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贫寒农家，少时当过放牛娃，26岁之前是个小木匠，业余时跟人学习诗词书画，逐渐在绘画上有所长进。1920年，57岁的齐白石背井离乡独闯北京，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北漂族”。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绘画技术不难在北京谋生，但其画作却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齐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画法。他身居破庙日夜苦练，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终使“衰年变法”成功，画技日臻完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一绝，名气大振，价格也与日俱增不断攀升。1926年，齐白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1931年，67岁的齐白石在北京买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户。
“北漂”们正是跟随着成功者的脚印，前仆后继。远的不说了，这两年成为“北漂”佼佼者的幸运儿比比皆是。于2008年推出了首部个人自传《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的“傻根”王宝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娃，由一间睡六个人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块钱，500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80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然而，对拍电影的执著梦想，让傻根在北京坚守了下来。他当然吃了很多苦，这是“北京梦”需要他付出的代价。
王宝强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励志故事。但人们习惯在看到成功之后，忽略背后的付出和积累——8岁进少林寺学武，一待就是6年；16岁只身到北京追逐电影梦，兜里只有580块钱，天天蹲在电影厂门口等着被选中，充当一个可能连影儿都找不着的群众演员；直到冯小刚给了他机会，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确有人成功了，但这些人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北京，而是北京选择了他们。“北京梦”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绝不会因为你做着关于她的梦，而对你放低进入她的门槛，因为城里梦想泛滥；你必须为了留在这座城市，为了更靠近梦想而付出代价，每时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够，你说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赞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轻人，将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这个‘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着，有突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不一定拥有光鲜的文凭，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能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内涵，仅仅具有专业水平是不够的，更要有较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在心理发展上，达到真正的成人状态，面对未来各种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击，能够顺利化解，坦然自若。”
缺少上述任何一种特质，仅仅怀揣一个“北京梦”就闯进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2006年，北京“怀柔小院”的黑幕在记者的追查下被揭开。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一群20岁上下、以高中学历为主的外地孩子，因从小热爱影视、做着明星梦的。故而来到北京，但几经波折后，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所谓的怀柔小院，是一种“业内”称呼，即聚居着大量北漂演员的农家院舍。这些院舍都是当地居民的，以每个月几百元钱的租金租给一些不法分子（被称为院头）；然后就被用来“圈养”北漂演员。“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张床；床是上下铺，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孩子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但基本上等不到什么大戏。
来自石家庄的小李，由于营养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恶疮。两个月前她来到小院，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她就身无分文了。但是两个月以来，她只上过一场戏，没有台词，也没拿到一分工资。“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想法弄点吃的，没什么事可做。”
孩子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经过“最后一关”。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因此已经怀孕两次了。
2006年6月，经过全国媒体的共同关注，北漂演员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半数以上的怀柔小院关闭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员”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骗人的影视公司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无家可归。
当官梦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到北京，他借宿于杨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八块银洋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今为吉安左巷八号），与另外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三间平房，共挤一张大炕，继续他的“北漂”生活。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是这位日后的开国元勋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负，进入北京城，企图一展拳脚、平步青云。毕竟毛泽东只有一个。但当官、当领导的梦，却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这些梦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迁更容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南方周末》于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的两位长期与京官接触的教授鄯爱红和张勤。
“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两位教授说得很婉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当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轨，升迁的几率自然大大优于“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的官员。
事实也证明，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
所以，凡是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又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年轻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官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有户籍制度卡着，后有基层工作经历挡着——鱼跃龙门，岂是易事？
2010年起，北京市和区县党政机关招录的公务员，将有八成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2011年，除特殊职位外，市和区县党政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大学应届生中选录，全部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引来诸多关注。有人猜想：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于2010年3月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而“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的大学生仅7。0％。
可见，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金静华，考过国家公务员和浙江省公务员，虽然知道考上的机会很渺茫，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公务员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单位都好，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会碰碰运气。”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高佩，首选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务员”这碗饭对年轻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资虽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当于拿了一个铁饭碗，不用担心自己30岁过后被更年轻的人挤掉。“再说权力也大，虽然收入不如外企、国企，但是办事情会方便得多。”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时显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学生首选“福利好”；66。3％的人认为是“稳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来大学生们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情不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就是个岗位，而中国的公务员目前还存在权力甚至权力寻租的问题。
而绝大多数对公务员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向往北京，向往中央。事实就是，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约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就增加了10倍。
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但是，北京从不缺“梦想”，所以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人就说大多数“北漂”一族都有一种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这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之间互相感染。
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题为《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奋斗后，得到的却是一种心理折磨和现实窘困，甚至是铤而走险走向不归路，这又何必呢？”
北京，高高在上
《长江日报》评论员廖保平说：“北漂大多有浓厚的‘北京情结’，有那么一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拧劲。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观念问题，这当然是观念问题，观念引发行动嘛。可是这观念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铁了心的宁在北京做牛尾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做鸡头呢？
如果说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很自然而然的逐梦行为或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不禁又要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在哪里不可以追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为什么偏偏是北京？
用廖保平的话说，这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一个令国人十分向往的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国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权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仅因为她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朝的制度特色下，在‘举国体制’下，在各个时期，全国人民都曾积极地支持、支援过北京，可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为全国人民共同享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等障碍，都将外地人远远地阻挡在“集全国人民之力建设起来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来，“北漂也算是代表着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举国体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2004年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许能说明这种在大城市寻梦的情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是，3年之后，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个事实：麦子言之过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因为“那年我25，无数个夙兴夜寐，换来一个硕士学位，额上的抬头纹分外明显，脚下却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让户口打回原籍，子子孙孙无穷匮，得赶紧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着急，魔兽世界和红色警报？早玩腻了！你野心勃勃地筹划着‘创业创业’……可惜，我不能。创业于你，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眷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每年夏天，为了节省三五百块钱的机器钱，爹娘要扛着腰肌劳损在大日头下收割5亩农田……
“白手起家的过程艰辛而漫长，整整3年，我没休过一次长假没吃过一回鸭脖子；听到‘华为25岁员工胡新宇过劳死’的新闻，也半点儿不觉得惊讶，以血汗、青春换银子的现象在这个行业太普遍了。下次，当你在上地看见一群人穿着西装革履拎着IBM笔记本奋力挤上4毛钱的公交车，千万别奇怪，我们就是一群IT民工……
“突如其来地，你的喜讯从天而降：邀请大家周末去新居暖暖房。怎么可能？你竟比我快？可豁亮的100多平方米、红苹果家具、37寸液晶大彩电无可质疑地摆在眼前。你轻描淡写地说，老头子给了10万，她家里也给了10万，老催着我们结婚……回家的路上，女朋友郁郁不说话，她和我一样，来自无名的山城。我揽过她的肩膀，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们拿时间换空间……
“我们都想给深爱的女孩以天堂，天堂的含义却迥然不同。你的老婆当上了全职太太，每天用电驴下载《老友记》和《越狱》；我也想这么来着，老婆不同意，你养我，谁养我爸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养7个人。当你的女孩敷着倩碧面膜舒服地翘起脚，我的女孩却在人海中顽强地搏杀……
这是北京城里一代新移民的写照，也是典型的“城乡差距”。所以，人人都想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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